新基建带动数字经济迎来全面提速提质阶段新基建的步伐加快，带动数字经济迎来全面提速提质阶段。202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当下我国的新基建主要包括以下领域：5G基建、电力物联网、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云计算/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直接带动数字经济增长，并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升级，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起到助推作用。数字经济的提速发展除了新基建的推动之外，也离不开数据的支撑，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范围，数据资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激发新型数字业态和模式，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拉动数字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在新基建的带动下，从中低速发展向高速高质发展转变。在高速高质发展阶段，要平衡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做到速度和质量的有机平衡。尤其需要注意，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上要掌握核心技术，可以利用市场规模效应大力开发前沿科技，积极布局未来科技，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不受制于他人，也会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网络安全建设注重严管严控与开放创新并举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因此，网络安全工作的严管严控将是常态。网络安全工作要做到有法可依，针对在线服务应用、智能家居、5G等新技术安全、远程应用软件等新热点新应用新问题尽快完善相关配套规定，为网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网络安全工作除了做到有法可依之外，更要做到执法必严，有法可依和执法必严是网络安全建设严管严控的集中体现。在严管严控的同时，也十分倡导开放创新。涉及到网络安全的核心技术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他人。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要有风险意识，而举办网络安全挑战赛是整合顶尖攻防力量的有效方式。由于信息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即使高水平的开发团队也难以靠自身发现所有的漏洞和风险。因此，通过网络安全挑战赛提前预知查找风险十分必要，这样可以鼓励“白帽黑客”在黑客恶意攻击之前发觉并解决网络漏洞。与此同时，面对数据分享与保护等新领域工作，要找好安全风险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平衡点，不能因为某一方的发展而妨碍另一方的成长，努力实现网络安全和行业发展的并重。在传媒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网络社会纷繁复杂，风险极具隐蔽性，这给网络治理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在严管严控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创新的网络安全建设新思路尤为重要。直播和短视频仍处于黄金发展赛道直播和短视频仍处于快速成长期。当前，互联网企业纷纷入局直播领域，直播功能成为社交、电商等移动应用的标配，如淘宝、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纷纷开启直播卖货模式。“直播+”造就出万物皆可直播的景象，直播和短视频领域红利显著。在短视频方面，抖音、快手两家公司仍将占据两强位置，抖音月活突破5亿，快手月活也突破4亿，随着两家公司打造闭环生态加快流量变现，二者的用户重合度将会不断提升。同时，直播、短视频等领域的网络监管将会快速跟进并不断严格化，2020年6月，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这些国家监管措施的强化，有助于直播和短视频从“野蛮生长”转向“精耕细作”，从而助推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直播和短视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持续发挥了公益价值、社会价值。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抖音、快手等组织了多场公益助农活动，帮助农户直播卖货，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凸显了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直播和短视频在直播卖货中的潜能需要不断得到释放，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目前直播和短视频领域的原则思想，这给其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国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为直播和短视频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5G+”加速产业互联网变局5G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升级、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主要动力。疫情加速了我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进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共识得到进一步凝聚，产业互联网化实践也在加速推进。2019年10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公布5G商用套餐于11月1日上线，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部署建设5G基站。未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与产业发展紧密融合，产品研发得到升级，产业链得到优化，催生新的产品类型、商业模式和管理服务。2020年2月，国际电联（ITU）已启动6G研究工作，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的产业实践也在加速产业变革。当前，我国5G网络建设进入快车道，同时带动相关投资、加快消费升级、促进就业增长。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0年10月23日，已累计开通5G基站69万个。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800万个；在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万个。5G作为基础技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应用广泛，深刻改变了其布局和发展方向。借助5G技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得以加快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效果愈发显现。互联网巨头积极布局超级APP生态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应用的边界不断被打破，主要呈扩张趋势。在5G等新兴技术的带动下，万物互联的构想逐步落地，APP功能单一的局限性与用户多功能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显露，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超级APP生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鲜电商、在线办公、无接触服务等新数字化服务模式在培养了用户使用习惯的同时，加速了生活服务数字化转型，也让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抢占新赛道，如淘宝、京东、拼多多、苏宁等电商平台布局直播卖货领域，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用户购物场景的新变化。互联网巨头纷纷在一个APP上集合多功能，打造多样化体验，强化超级APP功能，新技术带动互联网应用边界不断扩张。互联网巨头通过打造“一个APP、多种功能”的用户体验，布局超级APP生态，不断占领用户的注意力，牢牢将用户的眼球吸引在自己的产品和应用中。超级APP生态在给用户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如用户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会相应增加，隐私权受到威胁。互联网出海面临新阶段发展机遇和挑战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中国产品、互联网企业塑造的中国科技形象在国际上表现亮眼。但面对国内互联网市场红利消退的现状，在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瞄准国际市场。在国际环境影响下，互联网企业面临因信息安全或其他层面的问题而受到打压的风险。近年来，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有所抬头，给国际局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风险，我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或将遇到更多挫折和挑战。与早期互联网出海不同，此阶段的互联网企业出海更加注重社会融入度和体系化，在具备技术保证和跨文化考虑的前提下进行业务布局。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互联网企业面临各种风险，需要提前规划，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微传播价值与媒体融合价值回归本质疫情期间公众的信息需求及信息过剩现状，引发人们对于微传播、媒体融合、融媒体价值导向问题的思考。随着微传播、移动传播成为主流信息传播方式，媒体融合不断深入，新传播技术不断更迭，新闻传播工作的价值本质问题值得关注。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关疫情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疫情带来的紧张、惧怕、怀疑等情绪不断发酵，隔离在家使得负面情绪更加难以排解，群体性抑郁情绪由此产生。疫情相关的信息使公众的负面情绪不断升温，泛焦虑情绪充斥在人们的心中。长期处于高度压力状态对于公众而言不仅仅只是情绪方面的表现，久而久之也会对其生理健康产生潜在的威胁。因此，微传播价值与媒体融合价值需要回归到人的本身，多关注人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微传播价值与媒体融合价值回归本质也是由人民至上的理念决定的。新媒体工作需要将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在对人的关注上。而建设性新闻理念也重视对人的关注，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一种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实践的新探索。这类新闻实践强调在新闻报道中除了要坚持内容的客观真实外，也应拓展报道的思路，要以解决问题为报道宗旨。随着微传播价值与媒体融合价值回归本质和人们对提供解决问题方案信息的需求增大，建设性新闻的应用价值会不断凸显。建设性新闻中的对策型趋向将是未来媒体业务发展的重点。“耳朵经济”迸发市场发展活力“耳朵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增长态势明显，迸发市场发展活力。以声音为媒介的陪伴形成了以网络音频行业为代表的“耳朵经济”，不同于其他网络内容产业争夺用户注意力资源的逻辑，“耳朵经济”的商业逻辑是立足声音的不饱和性特质，利用声音媒介的可叠加性，用音频赋予时间双线性价值。音频适用于家务、驾驶、运动、候车等多元场景，帮助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的年轻人在同一时空完成多任务作业，实现时空的延展。可以说，社会效率要求越高，用户对音频的需求越大。随着智能家居和产品的发展、5G等新技术的推动、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落地，音频内容使用场景会得到迅速拓展，中国数字音频市场迎来发展新契机。同时，数字音频本身的伴随性和收听性属性，也在满足儿童、中老年等特定人群需求上具有发展优势。疫情期间，在线音频平台荔枝APP上的曲艺相声和读物朗诵等内容版块受到中老年人的热捧。此外，无线耳机产业的发展与在线音频互相促进，数字音频成为智能互联时代的重要入口，消费场景和模式不断多元化。“耳朵经济”随着社会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而不断释放新的增长势能，成为新媒体发展趋势之一。“耳朵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类别越发细化，人的感官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具有一定的消费市场，如与人的视觉相关的AR/VR。因此重视人类感官及自身价值的挖掘，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可能会在未来成为新的趋势。网络文化呈“破圈化”发展趋势新传播技术赋予传统文化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互联网+文化”“智能+文化”等催生网络文化新业态。文创产品不断融合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进行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7.0%。网络文化内容和平台不断“出圈”，线上线下影响力协同提升。一方面，围绕网络文学IP，网络文学阅读、数字出版、影视作品、相关游戏等文化产品产业链成熟发展，2019年7月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从哪吒这个大IP中挖掘新意，深受各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后浪》演讲的刷屏也表明以B站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平台不断主流化，日益影响到更多的群体。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等网络文化出海成绩瞩目，《琅琊榜》《楚乔传》《锦绣未央》《延禧攻略》等国产电视剧在YouTube平台上都突破了上亿次播放量，网络文化及其衍生的影视文化成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网络文化将各圈层群体连接起来，不断扩张自身的版图，协调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破圈化”发展有助于圈层之间增进交流，缓和矛盾。如春节期间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观看动画电影这一活动，促进了家庭和谐。网络文化愈发成为各圈层群体的减压阀、关系的调节器。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随着政务新媒体建设的不断优化、政务数据的有序共享、社会数据的合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有效协同、公众的积极参与，多元共治的数字治理模式逐渐形成。数字社会治理注重融合治理方式，做到线上线下融合治理，国内国外全盘化治理。数字治理手段不断得到理念认同和实际应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主动作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以北京亦庄一站式融媒平台尚亦城APP团队的智能大数据防控治理平台“战疫金盾”为例，该平台集政策传导、知识科普、新闻动态、企民服务的公共服务与信息采集、数据分析、监测预警、辅助调度的决策辅助等功能于一体，在服务社区防控、助力企业复产复工、精准帮扶、调配资源等方面均提供了有效帮助。尤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数字治理的优势愈发凸显。在无接触的要求下，这种有效协同、多元治理的数字治理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到了检验与提升，助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治理体系中，能够更好地进行群策群力、有效沟通，极大地降低了治理的成本，提高了治理的效率。把握新媒体发展十大趋势，让新媒体更好发挥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其一，提高对新媒体发展规划的重视度。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当下所处的新媒体环境，需要深刻洞察我国网民规模、结构等新情况新变化，顺势而为，积极作为，让新媒体更好地融入到国家战略部署和个人发展中。其二，坚持新媒体发展人民至上理念。新媒体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做到人民至上，这是我国新媒体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价值遵循。让新媒体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三，坚持新媒体内容导向。内容是战胜一切的法宝，没有内容，众多的形式只能是徒有其表。新媒体发展不能因为追求流量而忽视内容的发展，要坚持用优质内容赢得用户。其四，加快最新技术落地。核心技术研发刻不容缓的同时，技术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实验室，要发挥其应有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将最新技术应用到数字经济、新媒体发展中。
就是网络媒体,也叫第四媒体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把新闻媒体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纸为媒介的传统报纸、以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和基于电视图像传播的电视，它们分别被称为第一媒体、第二媒体和第三媒体。
1998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提出，在加强传统的文字和声像传播手段的同时，应利用最先进的第四媒体--互联网(Internet)。自此，“第四媒体”的概念正式得到使用。
将网络媒体称为“第四媒体”，是为了强调它同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一样，是能够及时、广泛传递新闻信息的第四大新闻媒介。从广义上说，“第四媒体”通常就是指互联网，不过，互联网并非仅有传播信息的媒体功能，它还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性传递新闻信息的独特优势。因此，从狭义上说，“第四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这个传输平台来传播新闻和信息的网络。“第四媒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如人民日报的电子版，二是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条件而诞生的“新型媒体”，如新浪网。
人类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艺术上的巨大变革，比如透视学和几何学的发展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矿物和油料的提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北部欧洲明朗而富有层次的油画塑造风格;机器生产的颜料和光学的研究的成果促成了外光写生和印象派的发展。在20世纪，在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最大的发展就是图像技术对于艺术语言特殊影响作用。
艺术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视觉财富，同时也必然要对社会文化进行视觉化的思考。只有这样，艺术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功能。本世纪以来，伴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和商业性电视节目的普及，艺术家们开始了对于图像化的视觉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另一方面，开始了用实用包括摄影、电影、电视在内的各种图像技术来从事这种思考和创作。从未来派开始，摄影和现成图像的拼贴就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从激浪派的白南准开始，电视就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技术在个性化的视觉创造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整个20世纪，摄影和电视乃至电影胶片都被从流行文化改造成艺术创作媒介。摄影本来是记录性和纪念性的工具，而艺术家则从中抽离出了摆拍和拼贴的技术手法，结合图像的本身的客观性，将其发展成为独特的个人叙述方式，从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摄影、辛迪·谢曼的假“电影剧照”和杰夫·沃尔的伪“真实”等等。在录像艺术中，艺术家们结合电视的电子媒介特性，创造出和大众电视节目的不同的“艺术性电视节目”，从而出现了白南准的“电视电子画”、以及道格拉斯的“延长电影”等等。
二就像摄影术和电影胶片是上个世纪之交的重大视觉技术发展一样，数码技术是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的视觉技术发展。同样，它也必然会影响到视觉艺术的发展。
拼贴和传统的暗房工艺中的多次曝光和多底合成，在技术上己被更方便也更强大的数码影像所替代。数码处理是图形的拼盘，它比起手工时代的暗房*作在技术上更圆熟完美。摄影的力量来自人们对其客观性的信任(尽管事实上他的客观性是可疑的)，幻想世界式的数码蒙太奇在因为其貌似客观而获得信任的同时，埋下了无数的机关，吸引了长久和反复的凝视，客观形象摇摇欲堕的危机感带来了真假之间强大的张力。数码影像是拍摄之后对图片的处理，数码影像使得图片的体量变得无限，这样它比传统的摄影走得更远，于是出现了照片装置化。其实巴巴拉·库格所营造的铺天盖地的巨大的图文空间己经是一种装置性的“场”。
在录像艺术中，数码技术使录像短片轻松的分享了电影美学的许多成果――各种经典的电影时间处理手段适用于录像。如“闪回”作为逆转时间、激活记忆库存的倒叙手法;慢镜延缓时间以凸显微妙细节的戏剧性;切换中的时间拼接以改变叙事流程，取消因果关系甚至提示同时性的手法;快镜密集地压缩时间缩减事件过程以强化其符号意义等。但录像的时间处理在数字化方式下有着更大的弹性:画中画、多层叠画等各种数字特技所刨造的多种时间维度重叠交叉并行的种种关系，大大丰富了传统电影语言，三维动画造型的介入更是使任何奇思异想却可能成为视觉现实。
伴随着录像和录像装置的出现，互动性开始成为录像艺术超越其他传统艺术媒介的优势。而数码技术的发展在造就了CD-ROM和网络的同时也使原来那种用若干个电视屏幕或者昂贵的投影设备制造的互动性变得更加轻松的得到实现。
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多媒体艺术已经比线性演进的电影叙事厉害太多了，结合了视频、声音、文字的超级文本不但可以链接到无穷无尽的其他文本之中，更可以由多种路径进入，这已经使超级文本成了一座迷宫，而它所提供的互动性几乎使无穷无尽的。从目前人们设想的数码多媒体概念来看，今天的多媒体艺术还只是一个粗胚，我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发掘。
多媒体对于艺术意味着综合性的某种复兴。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时期是各种艺术门类自我净化的擂台，绘画要排除文学性乃至物象成为画布上的一些颜色，最终走到了抽象绘画。音乐要成为激浪派的那种纯粹的声响，摄影中出现了纯影派。古代艺术中，比如大教堂中，壁画、雕塑、管风琴和建筑空间协同起作用，渲染心理氛围的"场"的工作方式看来可能在多媒体中再次出现。就象教堂中的祭坛画搬到博物馆的聚光灯下就不再神秘，多媒体将把各种艺术再次捆绑在一起，营造出不可还原为组合要素的综合体验。
对于多媒体创作所需要的能力而言，传统分科的专业艺术训炼是远远不够的。这使创作成为多学科人才之间的一种协作，再加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的数码作品在传播中多次再加工的特点，多媒体同样加剧了个人作者的匿名，就象荷马史诗并不是荷马的个人写作一样。我们在电影片尾长长的字幕中己经见识过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为达芬奇式的全才的出现提供空间。多媒体艺术是正在出现的数码艺术品种，它吸纳了此前许多艺术方式之长，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性于一体，可述可论，也可以平直地铺陈，更可以单线深入，可能性极为丰富。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只是正在形成的冰山的一角，它的潜能还有待更多富有想象力的实践去开发出来。一旦互动性数码多媒体作品置身于网上成为网络艺术时，将大大加强了的观众参与程度，将巨大地改变我们传统的艺术概念。今天出现在网络上的艺术品绝大多数还是落后于网络本身的东西。你打开网上跟艺术有关的站点和主页，看到的还是油画、国画、雕塑。可这些东西都还不是真正跟网络般配的艺术。网络艺术当然应该是多媒体，当然必须是互动的，链接着无穷无尽的东西。
三美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从20世纪的下半期开始，人类已经由以读和写作为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转变为以看和听作为主要的方式。尽管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对于看听文化禀持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但是显然从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电视、电影、网络和集声音、图像和文本为一体的电子读物的出现无疑会对人类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方式也以一种加速度在向图像化方面发展。
文化和艺术的社会功能要求我们必然对这种图像阅读的潮流作出回应。回应的方式无怪乎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和视觉样式上的开拓，一种是用艺术的方式和视觉艺术的理论对图像阅读的时代特征进行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用符合这个时代视觉接受方式传达出来。因此，将数码影像艺术引入到当代艺术中来便具有特别的意义。艺术家对数码媒体的参与，往往凭借着丰富的艺术资源，所有的这些都能为数码技术在纯艺术和应用艺术上的运用提供新的可能性。他们的时间必然和商业性的数码技术公司有着积极的互补意义。和受市场制约的商业性数码技术公司相比，在艺术家的时间有着一定的前瞻性、探索性和学术性。艺术史中已有的艺术资源能使数码技术制造出更丰富、更奇特的视觉成果，满足着日益增长的社会精神需求，丰富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数码技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同时运用在视觉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所以在将数码影响纳入到艺术时间中来无疑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交换管道。它能有效的将纯粹个人的视觉创造有效的转换成社会性的视觉产品，同时又能将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视觉现象系统和有效的转换成个人视觉创造的资源。
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新技术，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即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高新技术。新石器对旧石器而言，就是高新技术;青铜器对石器而言，就是高新技术;煤铁对以往而言，就是高新技术;工业化对它以前的时代，都是高新技术;而信息技术，对以前任何历史时代而言，都是高新技术。所以，所谓高新技术，就是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发现、发明的，比之以往更优越、更实用的技术。
●新媒体艺术在欧美已经成熟了吗?
20世纪60年代，信息革命使个人电脑成为计算机的主要形式，掌握了便携式摄影录像设备的艺术家，开始将这一媒体用于艺术表现，新媒体艺术由此开端。70年代初，欧美许多大众电视台纷纷设立实验电视节目，尝试在大众电视网中接纳实验性的艺术作品，并提供将新技术与艺术思潮结合的实验场所。这些实验电视中心，为艺术家提供最新的设备，与技术人员合作的机会，直接促成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子视觉，造就了录像艺术的第一代大师，同时也刺激了新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如1973年，录像艺术家白南准(NAN JUN PAIK)与工程师阿比合作，开发了同步混像器，今天这已成为电视编辑的基本功能之一。70年代末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勃基金会等，减少对大众电视实验性节目的资助，转而直接资助艺术家，国家艺术基金也开始赞助非赢利性的媒体艺术中心。这些媒体中心提供了比电视台更民主的方式，也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数字化技术，这些中心创作的录像作品较少在电视网中播出，而是在博物馆和画廊展出。于是，艺术家开始考虑将电子媒体与传统视觉艺术的空间结合起来，这就促成了录像装置的成熟。
从80年代开始，录像艺术在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上出尽风头，它以新技术的强大威力，以传统媒体无法抗衡的敏感性、综合性、互动性和强烈的现场感，在国际艺术大展上频频亮相，成为与架上艺术、装置艺术并驾齐驱的主要艺术媒介。9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艺术馆，不但纷纷举办专门的录像展览，还先后设立了录像部门或制定录像计划。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定期举办录像节，推动新媒体艺术的传播和交流。近年来，由于个人电脑日趋成熟，许多作品以互动多媒体光碟的形式出现，1998年的波恩录像节为多媒体作品专门设立了奖项，互联网作品也正在蓬勃发展中。
到了今天，新媒体艺术已经发展成单频录像带作品、录像装置作品、多媒体光盘和网络艺术的大家族。与之配套的各种培训、服务和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培训中心如欧洲的EDA，研究机构如法国的皮埃尔·夏尔费国际影视创作中心，英国的LUX CENTER，德国的ZKM等。此外还有许多半赢利的制作中心，以低于商业价格的水平向艺术家开放。对新媒体艺术的资助，大量来自高科技公司的文化基金，如柏林录像节由苹果电脑资助，汉堡录像节由西门子资助，卡赛尔文献展的技术部分由IBM和SONY赞助。对新媒体艺术的支持提升了公司的文化形象，展示了新媒体的艺术魅力与技术潜能，在新媒体艺术与新技术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关系。
在媒体工业与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下，不少媒体艺术乌托邦相继成立，其中最知名的有位于德国卡斯鲁尔(KARLSTUHE)的“ZKM”(CENTER FOR ART AND MEDIA)、奥地利林兹(LINZ)的“AEC”(ARS ELECTRONICA CENTER)及日本东京的“ICC”(INTER COMMUNICATION CENTER)等，目的是为了促进当代艺术与科学的对话。ZKM成立于1990年，1997年10月正式开始运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唯一以“互动艺术”(INTERACTIVE ART)为主题的博物馆。它的宗旨是创建一个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大实验室与媒体城，一个将掀起新视觉运动的“新包豪斯”。ZKM是典型的德国式企业经营方式，在大型企业如西门子赞助商与创馆馆长克罗兹(HEINRICH KLOTZ)的理念下，希望延续包豪斯时期的理念，继续成为一个与工业结合的艺术殿堂，以印证所谓的“第二次现代”理念。ZKM成立的构想，缘自德国一个地方政治人物LOTHAR SPAETH的想法，他希望设立针对艺术与媒体科技，特别是视觉影像、音乐新闻的研发机构，并且选择了前法兰克福国家建筑博物馆创办人克罗兹为计划主持人及馆长。该馆主要是发展媒体创作、收藏、展示及推广德国科学文化，1992年起举办“MULTIMEDIALE”多媒体艺术双年展，以展示其媒体艺术收藏品、国际知名媒体艺术家和中心艺术家作品。
从新媒体艺术在欧美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一开始就与商业利益紧密地挂在一起，所以，它更多的不是展示艺术，而是展示新技术产品，参观这种新媒体艺术展，给人的感觉更象是参观商品展销会。
●我们准备好了吗?
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天性。创造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在中国IT产业和欧美新媒体艺术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开始在近乎朦胧的状态下起步。
新媒体艺术，不但中国的大众感到陌生，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完全理解和认同。但是，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一样，新媒体艺术也不是等你完全理解和接受，才走进你的世界，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它总是按着自己的规律破门而入。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批较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艺术家。1996年9月，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了名为《现象与影像》的中国第一次录像艺术展。这个展览包括十几件录像装置和几个录像带作品，集中了中国第一代录像艺术的开拓者。该展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反响，各地传媒以极大幅面加以报道，更有《文艺报》把这一事件评为当年中国美术十大新闻。该展被许多批评家定位为中国当代艺术中重要的里程碑。
1997年，在北京涌现了数个纯粹由录像艺术组成的个人展览，如《王功新个展》，宋冬的《看》录像艺术展，邱志杰的《罗辑:五个录像装置》个展。这标志着中国新媒体艺术家不但作为创作群落成为焦点，也开始以个体的方式冲撞着当代中国艺术市场。更多受此影响的艺术家开始投入录像艺术创作，他们的成果在《97中国录像艺术观摩展》中得到了体现。至此，录像艺术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热点，《九十年代中国美术年鉴》特辟一章，叙述录像艺术的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录像艺术的活跃引起了国际艺坛的瞩目，中国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重要的媒体艺术节上。随着IT产业的发展，个人电脑上的编辑设备廉价并得到普及，不但录像艺术进一步得到繁荣，而且更多的艺术家着手探索互动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
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算起来不过十来个春秋，但是，它却和产生它的基础--新媒体，包括声、光、电和IT产业一样，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发展和壮大起来。MOMA录像部主任芭芭拉·兰登认为:“录像艺术在中国的活跃，是在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圆周闭合之后划出的一个新圆的起点。”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准确的定义新媒体艺术，也不论现在有着怎样的见仁见智的评论，更无须担心历史将怎样回眸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国新媒体艺术为了画好这刚刚起点的圆，在努力着，前进着。
●应该如何定义新媒体艺术?
新媒体艺术的先驱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说: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结性与互动性。了解新媒体艺术创作需要经过五个阶段:连结、融入、互动、转化、出现。首先必须连结，并全身融入其中(而非仅仅在远距离观看)，与系统和他人产生互动，这将导致作品与意识转化，最后出现全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经验。我们一般说的新媒体艺术，主要是指电路传输和结合计算机的创作。然而，这个以硅晶与电子为基础的媒体，目前正与生物学系统，以及源自于分子科学与基因学的概念相融合。最新颖的新媒体艺术将是“干性”硅晶计算机科学和“湿性”生物学的结合。这种刚刚崛起的新媒体艺术被罗伊·阿斯科特称之为“湿媒体”(MOIST MEDIA)。
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它们的共通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用者经由和作品之间的直接互动，参与改变了作品的影像、造型、甚至意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引发作品的转化--触摸、空间移动、发声等。不论与作品之间的接口为键盘、鼠标、灯光或声音感应器、抑或其它更复杂精密、甚至是看不见的“板机”，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互动。连结性乃是超越时空的藩篱，将全球各地的人连系在一起。在这些网络空间中，使用者可以随时扮演各种不同的身份，搜寻远方的数据库、信息档案、了解异国文化、产生新的社群。
英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新媒体部主任BENJAMIN WEIL，曾于1998年在上海策划了《数字艺术新媒体展览》，他认为:艺术作品首先需要提出艺术家的观念，然后再由技术提出最为巧妙和聪明的解决方法，将其完成。艺术作品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由观念驱使的创作是艺术性的创作，而如果仅仅通过技术实现的创作就不能称为艺术创作。这恰好阐明了新媒体艺术中，艺术创作和技术应用的关系问题。1996年，《ETIME》杂志曾经探讨过NETART和ART IN NET两者概念的差别，这首先取决是技术，还是艺术家的观念，来有效地确定和影响艺术的创作。前者是技术性的，而后者强调了创作的人文观念性，这就像在录像艺术(VIDEO ART)出现的早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争论一样，究竟是以观念利用技术，还是以技术的利用作为艺术分类的纯粹标准。
网络艺术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比如有的作品利用文本与表演相结合，互相阐释作品，并且向观众提供机会，制作和共同完成作品。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网络艺术可以让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在一些国际性的网络艺术展中，提供一种叫做网络虚拟建筑(WEB ARCHITECTURE)的展示作品方式，观众在艺术家的指引和带领下看作品，并由艺术家来介绍作品的创作意图，艺术批评家也可以同时进行评论。在整个网络建筑的参观过程中，观众网上的行为方式与实际情况的差别不会太大，就像我们平时参观其它艺术展览一样。
就艺术本身而言，新媒体艺术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以及由早期未来主义宣言、达达式行为和70年的代表演艺术等。沟通与合作，成为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创作中关注的焦点，他们不断探索新的行为模式与新的媒材，企图发掘创造新思维、新的人类经验，甚至新世界的可能性。许多艺术家对于让观众参与到作品中深感兴趣，而艺术作品本身的定义也不再决定于它的实体形式，更多在于它的形成过程。总之，整个20世纪对于新科学的隐喻与模式的着迷，尤其是世纪初的量子物理和世纪末的神经科学与生物学，大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
●是艺术融入技术，还是两者都融入商业化?
然而，也有一些问题令人感到迷惘和困惑。罗伊·阿斯科特也好，BENJAMIN WEIL也好，他们很少谈及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更多的是谈新媒体的技术应用和掌握问题，以及新媒体艺术的市场问题，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新媒体艺术，最重要的不是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如何引导艺术应用新技术占领市场。当然，这也许与新媒体艺术一诞生就与商业化结下不解之缘有关。罗伊·阿斯科特认为，对21世纪的艺术家来说，建构的问题比呈现的问题更重要。他说:“对网际网络、生物电子学、无线网络、智能型软件、虚拟实境、神经网络、基因工程、分子电子科技、机器人科技等等的兴趣，不仅关系到我们作品的创作与流通，也关系到艺术的新定义，关系到‘出现’美学(AESTHETIC OF APPARITION)，以及互动性、联结性和转变性。‘出现’美学取代了旧式的‘外形’美学(AESTHETIC OF APPEARANCE)--后者只关心物体的外观和某些具体的绝对价值。然而新的‘出现’或‘形成’美学(AESTHETIC OF COMING-INTO-BEING)则试图透过科技文化的转化演变技术，与世界中看不见的力量形成互动。”
他又说:“真正有创意的数字艺术家不在于他会使用新科技，像从食谱中挑选一种烹饪法一样，而是由新科技来拓展市场、测试科技的极限、进而促成它的转变。因此，我们寻求的是具有高度反应力的智能机器与系统，它甚至还能预测我们的需求、以及展现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但不是人工意识)。因此，置身于后生物文化中的艺术家是如何运作呢?我们必须拓展寻求新的经费来源与支持者。以画商与画廊为主的旧式市场，没有能力对待这样一种即使不全是昙花一现，但却不断在流动、在重新自我定义与自我转换的艺术。相对于艺术的传统以及它所形成的封闭性典范，我们似乎更容易接受科学的新发现与新尝试。同时，互动性传播系统中，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全球网际网络中心智之间的互联性，意谓着一种新形态的精神性的出现。我们需要与科学家、高科技人员和企业，建立有意义的联盟--他们不仅挑战与测试我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且更提供我们编织甚至实现幻想的可能性。若这些企业尚未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发明他们。毕竟，就在纯粹想法以及创新性行为上投资这点来说，硅谷的新创企业与新股票上市公开发行价(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和文化与观念艺术有非常相似之处!而我们这些数字、后生物艺术家在工作上进行智性与财务投资的同时，将创造新的行为模式、新的社会组织、心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身体与仿生学、电信系统之间的相生关系。”
从罗伊·阿斯科特上面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媒体艺术将逐渐融入媒体技术当中;新媒体艺术家将转化成媒体技术专家，或者被媒体技术专家取代;新媒体艺术将更加商业化;新媒体艺术将为媒体技术的存在而存在，为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叫人迷惘和困惑的理由。但是，不论新媒体艺术今后的走向会怎样，它必然会随着IT产业和INTERNET的发展而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不必急于给新媒体艺术下什么样的结论。
新技术还将迅猛的发展下去，对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和参与，也会越来越深入，艺术与科学共同作用于我们的生活，或者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这可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把艺术与科学等同起来，认为新技术将使艺术变成科学，或者科学成为艺术。技术追求统一性、标准化、定型化，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艺术追求个性化、独创性、求异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人类的审美情趣。我们可以把一种新技术作为创造艺术的手段，我们却不能把一种新艺术当成技术发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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