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研究的三个阶段包括媒介使用研究阶段、媒介批判研究阶段、媒介素养的理论化和实践化阶段。

1、媒介使用研究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重点研究媒介使用对人们行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探讨媒介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研究者在此阶段主要关注媒介的传播效应和后果，并试图对媒介使用产生的效应进行评估。此阶段媒介素养研究的重点是媒介使用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2、媒介批判研究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媒介素养研究逐渐扩大研究视野，除了对媒介使用的效应进行研究分析外，还开始关注媒介的生产模式和行业模式，研究者开始从批判的角度审视媒介的行业实践、内容、权力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文化产业”和“城市文化研究”等新领域，这也开创了媒介素养研究的新时期。

3、媒介素养的理论化和实践化阶段：21世纪初至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媒介素养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不再只把重点放在社会文化影响层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网络语境下的媒介素养教育，逐渐从实务层面上剖析和探究媒介素养的内涵、构成因素、评估标准和教育实践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的的含义

媒介素养研究指的是对人们在媒介使用和传播中的能力和认知水平进行研究的学科领域。媒介素养研究主要关注人们在使用媒过程中如何获取、处理、评价和传达信息的能力，以及如何应对媒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挑战。媒介素养研究旨在提高人们在媒介领域中的专业水平，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媒介，并提高他们的媒介操控和批判意识。

发展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将发展和传播看做是从传统社会结构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过程，并假定运动、变化和转化，导出相应的阶段。传统社会的人要变成现代人，必须改变或调适其态度和行为，已转向现代化的个体，而这种转变是借助传播来完成的。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等。

1勒纳的“移情模式”

勒纳以中东国家为分析对象，以识字率、都市化率和传播体系为指标，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以此为标准划分出三种社会形态，即近代社会、过渡社会和传统社会。并由此得出结论：传播体系的变动，既是整个社会体系变动的结果，又是其变动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勒纳形成其理论核心：现代化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的参与这四个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工业化发展以后，人口相对集中，使社会城镇化；城镇化带来教育的普及；教育为大众传播的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使社会成员有能力分享信息资源；在城镇化、教育和大众传播普及的基础上，公众获得政治经济参与的条件和权利，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理想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总是从传统社会趋向现代社会，介乎它们之间的则是过渡社会。

勒纳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内在的固定性质，形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他认为，发展要求社会的个体成员具有新的态度和价值观。而西方社会的现代个性，是由历史上出现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造成的，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类似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强调移情概念，即“从别人的境地来观察自己的能力”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种角色的能力。”勒纳把转变人的想象力的角色归于传媒，将大众传媒形象地称为“奇妙的放大器”。他提出，应扩张大众媒介，使其提供那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新观念、新习惯和新行为的“线索”。勒纳的观点被称为发展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对勒纳观点的批评和补充：1）他对三种社会形态的分析过于粗疏，未能清晰地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2）他对整个社会和传播的互动关系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3）他只论述了国内的传播要素，忽视了国外要素的作用。4）他的研究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中心和参照系，忽视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2施拉姆的传播发展战略

施拉姆于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从宏观战略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应，以促进现代化。他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意见，第一次具体而全面的阐述了传播与发展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又把发展传播学推进到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对学术界、传播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施拉姆进一步发挥了勒纳关于传播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说，认为传播业的发展是同社会总体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传播与社会其他部门相互作用。他反复论证和强调了信息传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没有准确有效的传播，现代工业化所需的技术、教育和经济基础就不能建立起来。”

从大众传播的三大基本功能（守望、角色和教育）出发，施拉姆提出，媒介可在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推广农业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

为此，施拉姆具体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事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各国应对国内流通的有关国家发展的信息进行全面公正的检查；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信息被发出，有多少被接手，被什么人接收，而什么人没有接收到，哪些方面的信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信息时单向流动还是双向流动的；国家应制定计划以保证各种媒介均衡发展，使各种媒介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负责传播事业的政府部门与负责教育和其他事业的部门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应大力发展地方性媒介，建立本国的传播设备制造工业，对传播人员进行充分的训练；应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尽可能获得大量反馈；应在顾及本国需要与可能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传播新技术；各国应分享如何应用媒介和其他信息渠道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经验。

施拉姆力求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需要，注意避免简单照搬西方的现成模式，值得充分肯定。但今天看来其观点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一些设想不切实际，难以付诸实践。

3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

罗杰斯的贡献是，使有关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假设趋于精细和深入。在1962年发表的《新技术的普及》一书中，罗杰斯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

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并把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看做是特殊的传播形态。他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的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为接触型变化，即由于西方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促使传统社会发生变革。因此，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创新和发明的推广过程。

他提出了一个以“接触大众传媒”为中心环节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包括五个投入环节、一个中心环节和五个产生环节。投入环节包括：读写能力、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年龄、世界主义精神，它们决定一个人能否接触大众传媒；中心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包括订阅报刊、收看电视等；产生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后产生的效果，即移情性格、务农和治家的创造性、政治知识、成就冲动、教育和事业方面的进取心。罗杰斯把接触大众传媒比喻为一种“神奇的转换器”，只要具备了前五项条件，经其转换，就可神奇的发生后五项成果，实现个人层次上的现代化。

他侧重于个人层次的现代化研究，但同时注意到，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及其造成的社会风气，对创新扩散产生的影响，强于个人特质的作用。但是，除了落实到个人特性的社会影响外，罗杰斯和以前的学者一样，没有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如何促进或阻碍创新传播和国家现代化作深入研究。发展传播理论一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理论依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表明，这些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同时也不乏局限性和片面性。据此而制定的政策，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而且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和消极效果，不少发展中国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传播学界开始反思早期的理论，以勒纳、施拉姆为代表的第一代发展传播理论范式，受到质疑和修正。

1970年代，第二代范式兴起，出现了修正和批判两种观点。罗杰斯等人指出，西方模式假定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更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而不是外部，很少认识到外在限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如国际贸易条例、跨国公司的经济帝国主义等。因此，第一代范式把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而未意识到或较少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合作用。其实，这一范式并没有抛弃以往的观念，尤其是大众传播有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信念，只是从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转变为因地制宜的“国家媒介政策”模式。

与此相对，批判学派的研究者则从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指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达到某些经济数字，而是为了从总体上满足基本的人类生活需要。但是早期的发展传播学过于强调发展工业和经济，忽视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验，不能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西化”。并且不能迷信大众传媒的强大效果，而应该与传统渠道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效力。他们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也体现在传播领域。对此，他们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

批判学派的观点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媒介与国家现代化的复杂关系的认识，其缺陷在于侧重批判发达国家的媒介体制和发展状况，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发展路径提供切实有力的建设性见解。 1980年代以来，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为发展传播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研究者进一步肯定大众传播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普遍以多元的立场对待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各发展中国家应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传播模式。在批判学派的影响下，发展传播学者更重视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传播的影响，进一步意识到传播无法独立产生效果，从而把传播视为整个社会发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其整体发展政策、战略为前提。

当代学者泰拉尼安的思想，代表着发展传播学的一种比较新的变化和趋势。相对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他提出了第三条发展道路即“社群主义”道路。他认为，与自由主义侧重于自由、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平等、极权主义侧重于秩序而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模式要保存的最高价值是“社群”，发达工业社会的环境保护主义、绿色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都可视为它的表现形式。

在传播与发展问题上，泰拉尼安提出了几个要点：一，传播与发展的参与性模式，既有赖于传统的媒介，又有赖于现代的媒介；二，采用平行的而不是垂直的传播途径，它是自愿结合的和网络性的，而不是单项的和无反馈的；三，注意媒介技术的双重性，以及选择性的发展策略。

应该是媒介传播效果理论吧！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是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魔弹论”是错误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唯意志的观点，它过分夸大了大众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忽视了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客观社会因素并且否认了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能动的选择和使用能力。

从40年代开始，传播效果研究开始进入第二个时期。着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一是“传播流”研究；二是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三是“使用与满足”研究。这些观点从整面否定了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的“子弹论”的观点。但另一个方面，正是因为“传播流”研究的焦点都集中于揭示效果产生的制约因素，其结论强调了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的无力性，人们把它称为“无力的大众传播观”。

进入70年代后，传播效果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模式或假说。其中包括“议程设置功能”、“沉默的螺旋”理论、“知沟”研究、“培养分析”以及“编码与释码”研究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第一、它们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第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传媒影响的有力性；第三、它们都与社会信息化的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早期的“子弹论”和70年代以后的宏观效果理论都强调大众传播效果的和影响的有力性，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主张的是一种无条件、无中介的绝对效果，而后者则是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做出的重新评价。

拉着斯菲尔德等人《人民的选择》、卡兹等人《个人影响》、罗杰斯《创新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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