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欧互生嫌隙渐行渐远，昔日同盟难重拾旧好。
2、美日关系在讨价还价中相互妥协，美日同盟面临调整。
3、美俄关系回暖受阻，难以彻底改善。
主要有如下几对大国关系：中美、中日韩、中俄、中欧、欧美、俄美、俄欧。这些关系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中俄与西方大国关系进入以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度和一定程度上实质性的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进入了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
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通常有一个较长过程。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呈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G20地位的凸显和新兴大国作用的增强，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大国政治的图景。
扩展资料：
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
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美双方为此都作出努力。2012年11月，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新型大国关系更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型大国关系
近年来，随着博客、微博、论坛、SNS网站等新媒体开放平台的出现，单向静态的、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Web1.0时代正在被分享式、用户主动参与内容构建的Web2.0时代所取代，原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每个人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新媒体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体现在宣传工作中。早在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工作，努力掌握网上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使互联网站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在新媒体时代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对新媒体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同样，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给国有企业宣传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新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在1967年提交的一份商业计划。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一词汇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使用。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过一个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更新，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by all）。总体来看，新媒体有如下几点特点：
1、互动性
这是新媒体最显著的特征。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受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信息，不管讨厌或者喜欢，无从表达对信息的看法。但是新媒体则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使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互相转变身份角色，从而使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实时性
新媒体传输速度快，覆盖面广，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条新闻几秒钟就可以传遍整个世界。同时也具有实时更新的功能，重大事件发生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连续滚动报道，两三分钟就可以更新一次。其中，微博、博客的新闻报道可以实现与新闻事件发生、发展同步。真正实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诉求。
3、大容量
新媒体所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这些信息包括与事件相关的背景信息，专家评述及广大公众的意见反馈等，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提供的。报刊的容量有限，广播及电视的信息传递时间短暂，新媒体却可以依靠海量的信息容量和无时间限制的优势为公众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4、全民性
新媒体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信息、言论等，并互相进行交流，所有处于传播中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传统媒体时代精英对信息传播的掌控被大幅度削弱，使得原来处于弱势的“草根”阶层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2002年底，美国硅谷最著名的IT专栏作家把这种现象概括为“we media”。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在国内的迅猛发展，体现了这股强大的传播趋势。
二、新媒体给国有企业宣传工作带来机遇
认识和运用好新媒体，加强新闻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引导能力，已成为国有企业宣传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牢牢抓住新媒体带来的机遇，深入分析其传播规律，与时俱进、因势利导，积极创新企业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主动应对新媒体对宣传工作提出的挑战，才能在新形势下使国有企业宣传工作与社会发展步伐相适应，起到为企业改革发展摇旗呐喊和保驾护航的作用。新媒体给宣传工作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媒体是国有企业开展新闻宣传的新阵地
当前，现代人生活在充斥着海量资讯的环境里，人们依赖各式各样的大众媒介来完成新闻获取和信息接收，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新媒体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彰显。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2年美国新媒体发展展望》中指出，在过去的2011年中，“超过3/4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拥有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或是台式机。另外，44%的美国成年人已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拥有率达到了18%。”而“新闻占据了人们使用上述设备的很大一部分。大约51%的智能手机用户，以及大约56%的平板电脑用户使用设备获取新闻”。这些数字表明阅读新闻已经成为人们上网最主要的基础应用之一。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上海市民阅读现状调查报告（2010-2011）》也印证了这一点。调查显示，在上海人获取信息的几大主要途径中，依靠网络、手机获得信息的比例，已经分别达到了33%和19.3%。而在数字化阅读行为中，阅读新闻的比例为45.5%。此外，随着微博、SNS网站等社会化媒体的盛行，网民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接触到新闻资讯，并在对新闻的分享和转发过程中提升新闻的覆盖面。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新媒体已经成为企业新闻宣传工作的新阵地，要进一步强化守“土”责任，增强忧患意识、阵地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网站、微博等平台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工作动态、专题报道、典型宣传等，更清晰、直观、迅速地展现企业业绩，赢得公众信赖和美誉。 2、新媒体是国有企业引导舆论的新渠道
英国著名的危机管理专家李杰斯特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提到：“现代组织处在一个活动透明度日益增大的时代里。若一个组织不能就其发生的危机与公众进行及时的沟通，不能很好地表现它对发生事故的态度，这将会给组织的声誉带来致命的损害，并有可能导致组织的消亡。”这对我们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具有启发和警醒意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宣传主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来开展，其传播特点是单向式的，居于强势地位，有权威性强、可信度高等优势，但传统媒体有其自身一整套严格的内容生产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同时限于自身的特点在与社会公众沟通和反馈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新媒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信息的传播方式更直接，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的范围也更广泛，能够及时传播社会公众所需信息，构筑起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形成通畅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更好地帮助企业对公众及客户意愿进行汇集和判断分析，及时制定应对策略。此外，通过搭建“企业官微”等逐步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意见领袖”团队也能以第三方的立场用权威、真实可信的声音为企业发出正面积极的声音，网络意见领袖的身份更易得到公众的认可，也将成为企业运用新媒体管理舆论的有力渠道。
3、新媒体是国有企业品牌营销的新平台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传播壁垒，互联网、手机终端以及iPad等各种新兴移动终端使传播内容越来越便捷、迅速地送达公众，这为企业品牌营销和业务推广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和新的可能。令人印象深刻是2010年百度针对谷歌推出的“百度懂中文”系列短片网络广告，它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只是由百度员工“不经意间”通过网络发给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种“病毒式”的营销模式，企业不花一分钱，却达到了比花钱投广告更好的效果。目前，各大金融机构纷纷运用微博、SNS网站等新媒体进行品牌营销。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已认识到新媒体“转”、“传”产生的巨大能量，纷纷以各种方式抢占高地。“微推广”在无形间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品牌关注度。国有企业也在适时运用新媒体对企业品牌营销作了尝试和探索，这将成为国有企业扩大社会影响、打造品牌形象的重要一环。
三、新媒体给国有企业宣传工作带来的挑战
面对发展迅猛又纷繁复杂的新媒体环境，国有企业的宣传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冲突与暴力现象日益突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畅通的言论通道与开放型舆论环境给人们交流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由于“把关人”角色的缺位和弱化，一些“情绪型言论”容易蔓延于网络，有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加上部分网民的盲从与冲动，使网络冲突与暴力现象日益突出。网络文化最敏感的预言家之一霍华德·莱茵戈德在《聪明暴民：下一轮社会革命》中描述了新媒体带来的变革：“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手机、随身装置，将构建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瞬间聚集的陌生人，像蚂蚁群一样在无组织、无领袖的状态下，由集体意识做出了一连串有意义的抉择。除了好玩之外，已经带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霍华德的话听来来更像是一种盛世危言，但是在利比亚等国家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我们也能隐约看到西方新媒体的影子，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时刻处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一个小事件，就有可能促发一场危机事件，一旦危机失控，会对企业形象及业务造成巨大影响，这是多少正面新闻和广告宣传都换不回来的。
2、舆论引导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很早就指出，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论坛、QQ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媒体的主要性质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加上企业注重媒体公关和关系维护，国有企业对主流媒体舆论场的控制能力较强，但对民间舆论场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不够。由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室主编的2012版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显示，由于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由新媒体作为首次曝光媒介的舆情事件占全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比例在不断增加，2011年达到65.2%，这表明新媒体制造舆论热点的能力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对普通新闻的监测较为完善，但是对网络舆情的监测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相关信息收集、跟踪及研判工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对新媒体的舆情监测和引导。
3、缺乏新形势下的复合型人才
在新媒体环境下，宣传人才既要善于采写新闻稿件、策划宣传方案，能拍会摄，又要能运用新媒体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了解公众舆论动态，及时调整宣传策略。从现状看，国有企业大多设有品牌宣传职能部门或宣传岗位，具备运用新媒体的人力资源基础，但由于基层企业日常工作量较大，绝大多数宣传岗位人员身兼数职，且未经过新媒体方面的专门培训，在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新的宣传途径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使国有企业整体宣传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四、国有企业宣传工作的新媒体策略
面对世情、国情、社情的新变化，面对全媒体时代的信息竞争，国有企业宣传工作者要勇于面对时代的挑战，积极运用新媒体这个最有效、最直观的平台，努力扩大宣传范围、深化宣传效果，为提升国有企业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贡献力量。人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宣传工作要勇于直面新媒体时代的新挑战，积极去认识、熟悉新媒体，在“知媒”、“懂媒”、“用媒”上多下工夫。
“知媒”——只有正确认识新媒体的重要作用，才能拓宽思路，培养起将业务工作与新媒体传播相结合的意识。这种意识并非与生俱来，因此，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强宣传人才培养，尽快掌握有关新媒体的知识，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新闻学、传播学、信息学及与现代传媒相关的高新知识的学习，全面提高业务能力与水平。也就是说，企业的宣传工作人员，除了要会写文字报道，会新闻摄影，还要有采集和制作视频新闻的本领，成为新媒体时代企业宣传工作的开路先锋，并通过建立健全人才信息库、颁发聘书、举办培训、设立奖项等方式，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懂媒”——国有企业宣传工作人员除了学习新媒体的相关知识，还应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一是增强对新媒体的技术手段、主要特点、核心作用、传播规律的认识；二是增强对新媒体时代舆论发展规律和总体趋势的把握，知晓新媒体在引导舆论新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和借助新媒体引导舆论的方式；三是要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尤其是注重分析、研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比如通过新媒体发布新闻就要注意避免呆板的套话，按照心理学的理论，语言契合是互动主体认定对方是否为“自己人”的重要标准，而企业若想要与新媒体平台上的公众打成一片，便要主动从官样文章中跳出来，学会用“网民”的风格说话。
“用媒”——在实际工作要敢于尝试使用新媒体，将新媒体与工作和业务有效结合起来，通过新媒体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比如，开通专项活动微博账号，邀请专家博主、主流新闻网站负责人出席活动，运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开展宣传报道等，都是运用新媒体做好宣传工作的途径。
五、结语
在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宣传工作只有树立起正确的发展理念，积极接受时代发展趋势，并积极采取措施融入到这一发展趋势中来，最终构建符合时代潮流的宣传模式，才能在新媒体时代取得更佳的成绩，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安全格局推进国际安全理论创新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形式系统论述了国家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全面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塑造稳定的内外环境。在构建新安全格局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及其对我国内部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将成为国际安全理论创新的一大现实推动力。
系统性安全风险与理论边界拓展
由于全球的高度互联性与风险的高度流动性，各个国家面对的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安全风险也日益呈现系统性特征。这种系统性一方面表现为随着风险源不断增加，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空前丰富，时空跨度空前宽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类安全风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方式联动叠加。这些都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安全环境、预判风险源及其串联路径提出了挑战，也为拓展安全理论边界提供了可能。
传统的安全研究在议题上更偏重传统安全、外部安全，在安全主体上更关注国家，在研究方法上更依赖还原主义的方式，事后寻求因果联系。但是，这种为应对工业社会时期安全风险特征而生的研究思路，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安全风险的理解。为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质上是系统、整体的安全观，不仅强调各种安全议题的相互交织、各种安全主体的相互依赖，还特别重视对安全风险的前瞻性研判。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详细阐述了其“五大要素”的系统辩证关系。在新安全格局下，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将面临新的使命和要求，既要关注历史、完善经典安全理论的机制性论述与实证验证，也要关注安全风险的新特征，拓展经典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空间。
安全风险联动与理论机制探索
如果说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那么新安全格局则是重点关注在风险地域上统筹国内与国际安全、在风险场域上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双统筹”。而“双统筹”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安全风险的系统联动机制，从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的联动是指各类风险的耦合、叠加、升级，并最终危及国家安全的现象。学界对国家安全风险联动的研究兴趣由来已久，但是研究侧重点却历经多重变化，从关注安全风险的内外跨空间联动，到关注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之间的跨问题联动，再到关注安全风险的多维度联动。具体来说，现有研究关注的安全风险联动路径主要包括超越国家边界的横向联动和自下而上升级的纵向联动。
安全风险的横向联动或内外联动主要是指国际风险演变为国内风险。这种安全风险产生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然外溢的安全风险。国内外学者一开始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风险的外溢，包括叛乱、内战和革命等事件超越边界的扩散。随着新安全内涵与安全议题的扩展及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外溢效应，关注难民、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危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其二，人为转移的安全风险。替罪羊理论以及转移视线战争理论为这种风险的产生提供了解释机制。具体来说，这类理论认为当面临国内危机时，国家可能要么归咎于其他国家，要么发动对外战争、挑起对外军事纠纷，以此来转移本国民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国内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客观上造成其他国家的外部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的纵向联动主要表现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升级为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公共安全风险上升为政治安全风险等。其中，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关注重点是外部力量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的纵向联动，即一国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催化内部安全风险升级。国际干涉可分为隐蔽行动与直接干涉，具体表现形式有支持国内反对势力、鼓动反动舆论、国际施压和军事干涉等。
总的来看，既有国际安全研究对安全风险的联动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仍多侧重单一安全风险情境或者单一联动维度，不能对多种情境或多维度的风险联动机制进行系统整合，也忽视了风险横向、纵向的系统联动。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仍沿袭还原主义思维来甄别引发风险联动的相关因素，这就使其无法系统地解析安全风险的联动耦合关系。最后，在研究目的上，既有研究多关注安全风险的事后因果检测，较少地将机制应用于预警防治实践，因而也就无法为如何防范重大安全风险的联动提出具体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这些都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
内外冲突关联与理论发展尝试
冲突和战争一直以来就是国际安全领域的核心关切。自冷战后期内战研究兴起以来，国际安全领域就将研究对象简单划分为国际冲突和内战两个方向。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尝试打破国际冲突研究与内战研究的壁垒，但是这两类研究仍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然而，在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冲突的爆发及影响完全突破了传统地域、时空的限制，因此冲突研究也应相应地进一步打破国界与类别的限制。其中，作为连接国际冲突与内战的特殊国际安全现象，内外冲突关联值得引发更广泛的关注。
内外冲突关联强调国内冲突（危机）与国际冲突（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前地区冲突带来的全球性影响进一步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冲突越来越呈现出系统性特征。内外冲突也以一种全新的系统方式串联，这种系统性特征既体现为冲突直接影响（如战场结果、范围和舆论发展）的难以控制，也表现为冲突间接影响（风险串联）的难以预计，这对传统国际冲突理论提出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也放大了人类在理解复杂系统时的认知局限。因此，国际安全研究需要发展新的内外冲突关联理论，既有利于促进国际冲突与内战研究的对话，也丰富了内政与外交关联的理解，更有助于完善新安全格局下对统筹内外安全的学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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