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热点新闻：
10月10日至16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首次举办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研修班。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41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研修。学员们集中学习了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和王岐山同志在研修班上的讲话精神，并进行了专题讨论。学员们从对廉洁从政的认识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以及如何自觉做到廉洁从政等方面，交流了心得体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分期摘选部分学员的心得体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日宣布，来自缅甸孟加拉湾的天然气当日在广西贵港市点燃，这标志着中缅天然气管道干线全线建成投产。今后，每年将有120亿立方米天然气造福缅甸和我国西南地区，从此结束我国云贵高原没有管道天然气的历史。工程建设带动沿线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元。中缅油气管道是我国西南方的能源进口战略通道，全长7676公里，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均起于缅甸西海岸的皎漂市，从云南瑞丽58号界碑进入我国境内。
最近，养老改革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记者昨日了解到，尽管改革方向明确，但养老“并轨”、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具体问题仍处在研讨阶段，目前还谈不到出台政策。一位专家对新华社记者说，关于养老改革顶层设计的“闭门”研讨会经常召开，这是因为此项改革不但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还涉及机构分类、人事制度、工资分配、财政保障等多方面的配套措施，绝不能“拍脑袋”“拍胸脯”，而是要听取多方意见，反复酝酿，最终形成一个方案。
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而同期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9元，同比名义增长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专家认为，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主要是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各类用人单位更注重控制人工成本的上涨，其增资提薪的愿望明显减弱。今后，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提高蛋糕质量，夯实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同时，建立起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薪酬和分配制度，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于民。
二、国外热点新闻：
据法国《快报》等媒体20日报道，刚刚在法国国民议会上获得通过的“巨富税”引发法国体育界地震。按照规定，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球星必须上缴75%的边际税率。实施新税法后，球员收入如需保持不变，其所在俱乐部要承担的税收和社会分担金将大涨，这令法甲俱乐部面临不堪重负的经济压力。法国足球界人士表示，将坚决抵制该项政策的施行。许多俱乐部内部则在讨论是否通过罢工来抗议。
“帕赤卡尔区1.2万公顷的水稻由于患上了水稻穗瘟病而大幅减产，有的甚至绝收”。尼泊尔《共和国报》19日的报道称，尼泊尔帕赤卡尔区水稻大面积发生了穗瘟病。《环球时报》记者在四川得月科技种业有限公司网站上看到，该公司先后在越南、缅甸、孟加拉、印尼、尼泊尔等国进行了杂交水稻种植推广，并分别在越南、尼泊尔建立了办事处，实现了杂交水稻在越南、尼泊尔的销售。记者拨打该公司网站留下的联系电话，但截至发稿时一直无人接听。作为稻种的引进方，普拉德汗对《共和国报》表示，“我们已经给稻种生产商写信，对水稻种植发生的情况进行了描述，要求他们来尼泊尔，对当地种植的环境和气候等条件进行评估。”
1：“三鹿奶粉”事件警示: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至今，从层层剥开的事实来看，令人震惊的是一些企业职业道德的沦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食品行业事关生命安全，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和资金，更要讲道德和良心。然而，通览“三鹿奶粉”事件中一些企业的表现，有见利忘义的冲动，有明知故犯的侥幸，有心知肚明的“默契”，就是没有
起码的道德良知约束。为追求利润，一些企业置婴幼儿生命健康于不顾，做出了让母亲泣血、令社会蒙羞的行径。这种行为重创了奶制品行业，更重创了社会的诚信机制。
我们痛心地看到，一些企业的“无德”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普通百姓对“问题奶粉”议论纷纷，不少消费者因此疑惧重重。连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有关部门雷厉风行深查原因、追究责任，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损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挑战了社会文明的底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绝不能放任见利忘义的行为，绝不允许基本道德的失守。
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我们放心走路，是因为我们相信车流会在红灯前停下来；我们安心睡觉，是因为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也就无从存在。如果诚信缺失、道德败坏、是非不分、荣辱颠倒，文明底线失守，再好的制度也无法生效，再快的发展也会出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受“问题奶粉”影响，消费者对奶粉质量安全的信任度骤降，不仅奶制品企业产品销量大幅滑坡，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广大奶农也因企业减少原奶收购面临损失。沉痛的教训告诫企业家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鹿奶粉”事件所暴露的道德缺失，也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道德是一切制度运行的社会土壤。在一个国家的文明框架中，道德与法律唇齿相依，缺一不可，必须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在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道德建设。只有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才能有效构筑牢固的社会文明防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文2：时评:"带薪休假"会否只是"纸面上的权利"
国务院法制办11月5日将《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授权新华社全文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草案公布后，即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
议。总的来说，人们为政府将出台“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细则表示赞赏。有评论认为，带薪休假是对人的休闲权利的尊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彰显了民生关怀。休假制度若得到推行，无论是对于调节工作压力，促进职工身心健康，还是促进雇主与雇员的和谐，提高工作效率，都是有帮助的。除此外，一些人也认为“带薪休假”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已陷入进退两难的黄金周制度。
尽管“带薪休假”有必要，但现实情况却很不乐观。就在国务院法制办的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新华网进行过一项调查，被调查者中已休假者占15.63%，将休假者占13.75%，而选择不休假者却占到70.62%。另根据抽样调查显示，从推出年假制度以来，重庆市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真正享受的不到20%，而企业员工享受到的不及10%。
这种现实和理论的反差，使“带薪休假”制度引来了人们的质疑。多数人认为，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决定了“带薪休假”依然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众的这种担心不无根据。事实上，“带薪休假”制度12年前就写入了我国《劳动法》，之所以实施情况不理想，一方面是“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迟迟未能制定，从而导致执行的软约束；另一方面，则是面临的各种现实压力。新华社记者曾在采访中发现，单位是否支持、人员编制紧张、就业压力大和更重视现金报酬等成为影响带薪休假落实的主要因素。
所以，舆论普遍认为，要使带薪休假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国家应对该制度加以细化，除了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等职工带薪休假的资格条件、时间长短、薪金标准等明确规定外，还应包括鼓励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休假原则上必须在当年使用，放弃休假不给加班工资；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必须有带薪休假的内容等，以及按照国际惯例，带薪休假应该和月薪、奖金、年终分红等现金报酬一起写进劳动合同。
总之，如果不想这一利国惠民的制度沦为只是“纸面上的权利”，就需要使它像现在的黄金周一样，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
3吹响网络反腐的“集结号”，2009年“网”住更多腐败分子
2008年网络掀翻了周久耕等十几位腐败官员，跨入2009年后，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惩防并举的新闻令人眼前一亮。先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对2008年12月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个人财产申报公示，踏上了官员财产公示的破冰之举。接着是纪检监察机关网站发布新闻：十七大以来，全国共有24864名领导干部上交了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1.6亿元，查处违纪人员2177人；有185940名领导干部申报登记了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另外，医生上交回扣、红包、提成3700多万，清退干部住房价值1.6亿元。随后，在被称为“网络反腐第一人”的湖南株洲市原纪委书记杨平推动下，株洲市在全国推出首个网络反腐操作办法，在网上建立“网络反腐中心”。一个个网络反腐的消息，迎面扑来。
这一切似乎预示一场大规模的网络反腐即将到来，网友们非常兴奋，很受鼓舞，掌声响起，喝彩不断。百姓从网络反腐看到了发现腐败和惩治腐败的希望，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大家为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这一“吃螃蟹”做法叫好，为十七大以来取得的巨大反腐成绩感到欣慰，为湖南株洲建立“网络反腐中心”拍手称快。一滴水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一个信息昭示着反腐的美好前景。网络反腐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只要我们稳步推进、逐步完善、推而广之，就一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对网络反腐寄予期望，希望各地都能利用网络平台对腐败现象进行全天候的监控和打击。
网络反腐需要鼓励，需要保护，更需要力推。关键是国家和反腐机构的大力支持，制造网络反腐的有效环境。首先中纪委和国家反腐败局要肩负起对网络反腐的保护和支持重任，积极引导和利用好网络反腐的巨大作用，让广大网民看到网络反腐方向和效果，增强网络反腐的信心和决心。像新疆阿勒泰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湖南株洲的“网络反腐举报中心”等，这些反腐先驱应该给予及时肯定和鼓励，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他们的好做法、好经验。其次，各地反腐机构和组织也要像新疆和湖南一样，大胆探索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做法，积极给予回应，全国上下起动，尽快吹响网络反腐的“集结号”、冲锋号。
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腐败，腐败不除后患无穷。事实证明，网络反腐是一个很有效的重要途径。有着独特的优势，检举者和纪委等反腐机构可以互动，而且投诉举报快捷，投诉举报成本便宜，简单易行。同时，网络反腐的警示教育作用明显，还能充分宣泄社会情绪。网络反腐开辟了一条让老百姓宣泄情绪的渠道和表达诉求的途径。我们相信，只要上下一致，正确引导，科学把握，积极规范，网络反腐就一定能形成反腐败的巨大力量，在千万只网眼的监督下，那些腐败分子就会无路可逃，整个反腐败工作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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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出一个作文题吧：个人能力有限，出的不好，见谅啦：
正题：现在经济不景气，国家出台就业新政，力求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拓宽就业门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鼓励自主创业，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关于大学生就业，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出台各种措施。比如，北京市计划出台政策，由政府出资购买社会工作者岗位，开辟大学生就业渠道。2月14日，在北京高校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面对今年大学生就业高峰，北京市计划面向大学生招聘社区助理。对此，民众纷述看法，喜忧参半。
马上就是大学生的你，有什么看法。如果你是现在大学毕业生，你会怎么办。等等，就材料，展开自己的观点。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自1815年开始，至1895年结束，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近代报刊因外国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需要而在中国诞生，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人等各色人等的共同努力下“渐行于中土”（王韬，2002：p171），其中商业性报纸发展为报业的主流。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报业市场与舆论阵地始终为外报所垄断。
以1815年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起点，其依据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815年8月5日，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在南洋马六甲发刊中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旨。这份报刊虽然在南洋地区出版，但其创办意图并不是为了影响南洋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影响南洋地区的华人，而是为了影响所有的中国人，因而被新闻史学者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戈公振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戈公振，1927）。此后，虽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些异议，提出应以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发刊的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或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出版的葡萄牙文《蜜蜂华报》为历史起点，但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然而，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至1839年禁烟运动发生前，外国传教士虽然视近代报刊为其传教的重要工具，但因当时的满清封建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实行言禁政策而始终难成气候，发展的步子极为缓慢，二十多年间仅出版过6份中文报刊。其中，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仅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两份，前者出版5年但时断时续，后者创刊半年即因禁烟运动兴起而告终。这些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在性质上都是宗教性的报刊，旨在向中国人传福音，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教工作，虽然有不少介绍西方文化与知识性的内容，但就报刊应以传递信息为首要功能而言，似不能予这些宗教性报刊以过高的历史评价。至于这一时期外国商人或传教士在澳门、广州两地出版的10多份葡文或英文报刊，基本上是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交流意见的媒介，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报业的发展影响甚微，因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1839年后，禁烟运动、鸦片战争接踵而至，近代报业的发展因时势险恶而一度中辍，仅在澳门存有几份外文报刊以作为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的工具。1841年1月香港为英国侵略者强占后，香港报业开始兴起，其规模和影响立时超过澳门，但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极其微弱的。1845年，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重回广州出版，但并未能带动广州报业的勃兴，其自身也在广州孤军奋战7年后悄然停刊。
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在华外报才开始出现成规模、不间断地向内地扩展的势头，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步子日趋加快。在华外报大发展的主要标志，一是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是商业性中文日报的迅速发展。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外国传教士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因为我国各地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绝大多数为外国传教士所首创。例如，在香港，《遐迩贯珍》创刊于1853年，成为我国在鸦片战争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在上海，《六合丛谈》创刊于1857年；在宁波，《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在福建，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报刊《教会使者》创刊于1860年在福州创刊；在汉口，《谈道新编》创刊于1872年；在北京，《中西闻见录》创刊于1872年；在台湾，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教会新闻》创刊于1885年；在厦门，中文《厦门新报》创刊于1886年；……而且，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创办或主办的中文报刊，包括《遐迩贯珍》在内，虽然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宗教性报刊的范畴，但在宣传内容上大多转而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著名的上海《万国公报》。
但是，发展势头最迅猛、并最终成为报业发展主流和报业市场主体的，则是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日报。1857年11月3日，我国第一份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在香港创刊，初为英文孖剌报馆出版的中文版，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73年后改版为日报并脱离英文孖剌报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一批独立创办与出版的商业性中文报纸在上海、广州、香港、天津等地先后问世，其中办得最成功并成为当时商业性中文日报典范的是上海的《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申报》成功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阅读的报纸必须由中国人来办。《申报》的创办人美查（Ernest Major）虽然是个英国商人，但他明白这一道理，因而把编撰工作全部交给了秀才等中国文人。这些中国文人将我国固有文化和表达形式与西方新闻纸的形式和格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近代中文报纸风格。此外，商业性中文报纸之所以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主流，还在于它们注重经营与管理，使广告数量与日俱增。
这一时期在华外报大发展的另一主要标志，则是在华外报网的建成及其对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不断蚕食并最终形成了全面垄断的局面。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其他人士的深入各地，在华外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不断扩展，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之前，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广州、汉口、天津、香港、澳门等南北重要城市为基地，散布于8个省的14个城市的外报网络基本建成。上海报业的发展，始于1850年8月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创刊。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的报业中心，首先是由于外国人在上海的苦心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将上海作为其侵华重心，使上海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的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为上海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攻占了上海周边地区，导致大批有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中国人为避战祸而进入上海租界地区，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上海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还使上海中文报刊有了较大的读者群。正因为上海有读者群，因而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1872年4月创刊的中文《申报》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性中文日报发展得最成熟的典型，成为所有中文报纸之楷模。
最后还必须提出来讨论的是七十年代后悄然出现的国人自办报刊。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出现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清政府实行“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陈炽，1987：22）的新闻政策，使国人自办报刊在政府高压下缺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改变报业发展历史进程的力量。最早出现的《羊城采新实录》和《昭文新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上海出版的《汇报》（1874年创刊）和《新报》（1876年创刊）、在广州出版的《述报》（1884年创刊）和《广报》（1886年创刊）等国人自办报刊，也都旋起旋辄，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其数量也少得可怜，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前的20多年时间内仅出现过20种左右。（宁树藩，1996：p113）唯一的例外是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诚然，这份报纸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主持下，开创了以“立言”为宗旨、以政论为灵魂的民族报业的特色，虽在香港地区能与外报相颉颃，但不可能改变当时外报逐渐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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