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财经》 曾诗雅

编辑丨姚胤米

羽觞都倒满后，酒局就开始了。

“这就算桐乡第一届青年企业家大会了啊！
大家走一个！
” 大圆桌上 20 名年轻人纷纭站起，举杯，仰头，倾手，一饮而尽。

水晶大吊灯快要垂到圆桌中央，玻璃转盘上酱汁波士顿龙虾、咖喱珍宝蟹、老北京烤鸭、刺身帆船旋转不歇，茅台酒、中华烟跟谈天话题绵密不绝。
所有统统都指向这桌饭最主要的目标——他们要相互认识，相互联结，尽可能成为今后的买卖伙伴。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工厂的接班人。
“我们这一桌可便是桐乡羊毛衫的半壁江山。
” 有人骄傲地先容。

酒桌上，大家聊起身中工厂的产值，几千万，几个亿的数字不断蹦出；聊起新年操持，“拍视频做个自媒体”“去哈萨克斯坦直播”……豪言壮语里，一个男生吐露心声，他说自己还不知道做什么，想先卖掉妈妈厂里去年库存的大衣，“然后买一辆老款宾利”。

两箱茅台只倒了 4 瓶，大家就醉了。
有人抱着垃圾桶狂吐不止，有人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去，还有人给自己点了一瓶酸奶解酒，倒入高脚杯喝了起来。

夜深了，故作大人的模拟秀落幕了。

上一代厂长们多在 1990 年代捉住机会，从国企员工、小商贩、民工……发展一家家工厂的老板。
那一代，创业者的勇气和灵巧的主要性超过他们的商业学识和创业方法论。

二三十年纪后，经济环境摇摆中，工厂们的根基日渐虚弱。
第一代创业者也到了退休时节，他们急迫期望自己辛劳积累的财富和奇迹如喷鼻香火般延续。

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于 1990 年代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发展环境、更高的学历背景、更开阔的视野。

而当他们得以正式进入商业社会时，年轻的年夜志碰上的是拥挤的竞争氛围、低沉的市场环境、以及不再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老工厂。

2022 年 11 月中旬，我采访了几位工厂接班人，"大众口中的 “厂二代”。
他们大多毕业不久，讲自己给工厂带去的变革、讲如何处理繁芜的工厂人事关系、也讲新一代的难题——如何守好家业、捉住飘忽不定的机会；以及作为一个个体，他们从小到大怎么理解那个坚固且巨大的命题：选择。

彷佛没有人找到答案。
那天饭局酒醒后，一位接班了两年的厂二代说：“实在我很迷茫，大家都很迷茫。
”

进入工厂，当一个真正的老板

穿过高铁站的甬道，桐乡就在面前。
余升（化名）拉着行李箱走出车站，南方夏日黏稠湿热的空气劈面扑来。
他停在一辆保时捷卡宴前，驾驶座上的是他的叔叔老余，深褐色脸上戴了一副黑框眼睛，双颊深深地凹陷。

“哟，混得不错啊！
” 余升刚钻进副驾，老余的眼睛就盯上了他手腕上的万国腕表。
10 多年未见，叔侄俩都带着打量的目光。

“你混得更好，戴个百达斐丽。
” 余升回道。
那只表 “值五六十万”，是他那只万国的七、八倍。

马路上车流稀疏，大片野外在车窗外退却撤退，四五层的小楼零散地涌现，紧接着呈一排、一片地涌现。
这便是往后要待着的地方了。
余升看着窗外想。

在一家 “大概三星级还不到” 的酒店门前，车停了。
没有桌椅，叔侄俩坐在酒店床上聊相互不在场的几年，余升默默消化豪车、名表和经济型酒店共同组成的这场欢迎仪式。
——老一辈的买卖人爱车、爱表，讲究面子上的场面，但底子里究竟节俭。

老余想把在桐乡的服装工厂彻底交给侄子；余升想的却是，此地 “盘子大小有限”，只能是他创业路上的 “井冈山根据地”。
老余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奉上一份厚礼，一辆奔驰二座的跑车，橘黄色的，“贼骚气”；提完车不久，不想太高调的余升把它换成了一辆玄色的奥迪 A6。

在浩瀚厂二代中间，如果按照创业激情亲切、奇迹野心来排名，余升一定是那种排在最前面的。
他从学生时期做生意、开公司，一个月挣过二三十万元，也关过几家公司。
他的家族里许多长辈大有作为，财富不菲。
被过往履历和上一代托举，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点什么，他的梦想很详细——要在黄浦江边盖一栋楼。

老余 2004 年到桐乡打拼，从一名横机挡车工打拼成一家年产值 5、6000 万元的羊毛工厂老板。
十六年后，这家工厂也成为余升留学返国后可接手的奇迹选项之一，另一个选项在广州，是一个 “年产值 2 亿元的盘子”。
余升选了桐乡这家小的练手。

第一个月，老余领着余升涌如今桐乡各个高档酒桌上，把人脉悉数传给侄子。
余升见人时不忘 “把这个圈子大家做生意的模式好好挖一下，看每个人都是靠什么路子来发财的。
”

余升到桐乡的第一个主要决定是：开一家服装发卖公司，货从老余的工厂进。
他从厂房里要了个 30 平米的房间，辟出 8 个工位，招了 3 个客服，拉上一起留学的几个兄弟，和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干 5 年，转头我们去太湖边上买个屋子，到时候当度假的地儿。
”

两个月后，发卖公司倒闭了。
缘故原由有很多，“个中之一是工厂不太合营”。
客户开出 46 元单件 T 恤采购价，厂长却报出 48 元的出厂价，他只好自己另找工厂接单；给一家国企做帽子，厂内没有抗静电纤维，得自己从 1688 上买质料。

随着一起干的一位兄弟抱怨，忙活半天，挣不到多少钱。
“当时我答应他一年挣 200 万，我信心满满，以为不难。
” 余升说。
末了公司亏了二三十万元，兄弟失落望走了。

“算了吧。
先把厂里头事弄好吧。
” 老余再次发出约请，余升答应了。
“到 2025 年，我肯定会离开的。
” 他不忘跟叔叔强调。

余升接手的工厂厂房

11 月的一天，我坐在余升的办公室，面前的他平头、圆脸，没有过往故事里嚣张的富二代痕迹，他已经管理老余的工厂两年，坚持称自己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 “厂二代”——他还没确定要接班。

采访当天，余升穿一件纯玄色羽绒内胆服，是工厂里打板用的样衣，也是他冬季常穿的事情服。
“（我）比较粗放。
” 他办公室的桌子是从会议室里拖来的；桌面上，几只一次性塑料杯都留了一半茶水，泡着十几根烟头；灰白色铁皮书柜和玄色真皮沙发都覆着一层薄薄的灰。

“现在还不是讲究的时候。
” 余升迈着大步走到对门——“总经理办公室”，推门而入，“一样平常会客我都来老余的这一间”。
在一张金丝楠木根雕的茶台旁，他娴熟地烧起茶。

老余的这间办公室大了一倍，桌子用的是桐乡老板间最常见的、派头的红棕色大班台，桌面锃亮。
办公桌正对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屏幕，上面是全体工厂监控画面，工人们变成彩色小点在车间里来回移动。
我瞩目着监控画面，就像进入了高档生物的大脑，掌控统统信息的瞬间也明白过来：谁是这里真正的老板。

让老工厂变成当代企业，没那么大略

余升以为工厂改革是必须的事。
他稽核了各个部门，罗列了一堆问题：“数据造假，对不上的货色足有 3 万件；核价不科学；老员工独大……”

老余却不在乎这些。
他没有什么博识的管理理念，仍像年轻时一样重情重义、“喊打喊杀”。
2004 年，老余当横机挡车工时，被一大堆人工人围住，他提着刀喊：“谁敢动我，我先把谁砍了。
” 其他厂来挖他工厂的员工，他得知后怒气冲冲：“妈的，我跑去给他厂砸了！
” 有员工不想签竞业协议，当着客户的面儿，他冲上去就要挥拳。

“我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么冲动？大不了让他滚蛋好了。
” 余升代表了互联网文化滋养出的年轻人，纵然身在工厂，他仍渴望引入一套当代企业管理办法，还总是把 “中台”“迭代” 这样的词挂在嘴边。

轮到他监工厂，余升选择了最朴实的接轨办法——轮岗。
他把每个部门、所有业务都干一遍，包括抽几天踩缝纫机，拿着小剪刀剪防晒衣上的线头。

“和工人说话时，你得降维。
” 余升总结履历。
紧接着，他把措辞体系切回互联网模式：“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懂底层的逻辑，还要会赋好手底下的人。
”

工厂仓库里盘点好的拉链

他的 “赋能” 并不顺利。
工厂日复一日运转，很多事就像横机上一直升降的织针，循环着同一个规律。
这些古老的规律冲击着二代们一颗颗想要当代化变革的决心。

发卖部门流程紊乱，他画了一张流程表，贴在墙上；工艺科款号、排期也是乱的，他又画了一张表，又贴在墙上。
两周过去，没人按照两张表改进事情。
他提出生产部要召开产前会，等了两次，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被架空了。
” 余升回顾道。

工厂师傅们背地里说：“都是学生诗人气搞的东西，没用。
” 张政是随着余升来桐乡创业的朋友，他形容那段韶光全体工厂的氛围，“就像看你在演出哑剧。
”

老员工们的不满越来越直接。
被哀求盘了三、四次库存的财务部门员工，拍着桌子冲余升喊：“我盘不明白，要盘你自己盘！
” 那天晚上 8 点，余升领着四五个人一起在仓库待到凌晨 3、4 点，数清了里头的布匹、纱线。

27 岁的肖骏峰（化名）学打算机出身，曾在英国留学，相信技能能改变生产力。
2018 年，接手父亲工厂。
他找来工程师一起改写了套管理系统，让工厂的每个部门都能 “数字化”。
在厂内推广时，他第一次创造，有的车间主任连鼠标都不会用。
他定下去世命令：3 个月，所有部门必须接入新系统。

3 个月后，中层管理大会上，一位 40 岁的设计师甩脸：“烦去世了，做这东西有什么屁用。
” 一股怒火升腾而起，肖骏峰 “噔” 地站起，语气激烈：“什么叫麻烦？你再重复一遍！
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
” 忍耐到那年年底，他开除了那位父亲从温州老家带来的、为工厂事情了 13 年的设计师。

一位宁波厂一代也想把从企业里学的考察、管理制度用到工厂里，工人们却以 “要变革就走人” 相威逼。
“一个两个不干还可以，但一群人不干弗成，厂里本来就缺人。
” 他沿用 “老式招人办法”：同乡推举，偶尔也从人力资源公司招一批小时工。
女儿接班后启用了互联网平台招聘，但也不顺利。
毕竟如今，“比起厂里打工，年轻人都以为在大城市送送外卖更自由。
” 他女儿说。

变革的代价，一代们也在忍耐和接管。

大多数时候，老余不插手余升的决定，险些点到为止。
余升来到工厂的两年，换了五任厂长，两任车间主管，发卖经理、人事经理、财务主管全都换了一遍。

动荡太大，老余也焦急。
有一次，他溘然苦口婆心地跟余升说：“我拿你就当儿子一样，现在这种情形，你一定要扛得住，一定要扛得住。
” 还有一次，厂里人事一团糟，老余当着许多人的面，溘然 “啪” 地摔了一只充电宝到余升面前。
“我看得出他不耐烦了。
” 余升说，但他补充，“我肯定是对的，再不改，工厂就塌台了。
”

老余乐意相信，工厂是得变变了。
有段韶光，生产部门丢货、亏钱、布料摧残浪费蹂躏。
老余提醒余升：老厂长心态变革了。
“然后我就懂了，老厂长已经从一个兢兢业业的厂长变成了老鬼。
” 余升把工厂所有的生产事件，当月丢失的钱、丢失的货色、折损的物料，全写在纸上，贴在食堂前的白板上广而告之。
没多久，他就以生产事件频发为由，辞退了老厂长。

后来，余升才知道，老厂长在表面开了一间小厂，抬高了互助订单价，私自转到自己的小厂承接，将利润收进自己口袋。

余升至今不知道，老余是如何察觉到老厂长不对劲的。
他只记得，厂长走后，老余召开了员工大会，发布 “不改变就滚蛋”。

接班还是不接班？“拥有” 的代价

全体 11 月中旬，桐乡险些都飘着毛毛小雨。
濮院镇密密匝匝地分布着工厂和家当园，招牌上大多写着 “纺织”“羊毛”“服装”，环球每 10 件羊毛衫有 7 件从这里运出。
1988 年，开工厂的老板造起了濮院的第一栋高楼。
如今，全桐乡最高的楼以一家化纤集团命名，足有 39 层。

26 岁的徐梦悦（化名）已经习气工厂里羊毛的味道，走锭机的轰鸣声。
只管两年前，她还认定 “这些冷冰冰的机器跟我的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
”

徐梦悦家的纱线工厂

从一所 985 大学毕业后，徐梦悦在苏州一家策展公司做策划，一年内，从文员做到主管。
就在她自觉甩出同龄人一截时，爸爸跟她发言：“闺女，你挺精良，但以你的能力给别人打工，可以在公司做到合资人吗？”

老徐让她回家接班的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她不记得自己哭了几次，却清楚记得父母对成功的武断且唯一的理解：一定要自己当老板。

办完 2019 年末了一场活动，徐梦悦下了决心，几天后，坐上回桐乡的高铁。
她在一家连外卖都无法投递的村落庄工厂，卖力一个全新的服装品牌。
老员工们爱把 “你一个小女孩、小姑娘” 挂在嘴边，到了做决定时说 “没事，到时候我跟你爸聊就行了。
” 桐乡工厂不是苏州公司，职级总有抵不过辈份的时候，徐梦悦感想熏染不到尊重。

对没有走的那条路，她还是留恋的。
前公司召开大型活动时找她帮忙，她就会离开桐乡，一头会扎进 “策划主管” 的人生。
老徐也放任女儿去，作为父女间的相互妥协。

“选择” 是贯穿厂二代们成年生活后的关键命题。
是接管父母留好的未来，就像他们从小接管父母给予的统统那样？还是像同龄人一样，找到自己热爱的事？

东莞一家包材厂的接班人没有接管父母安排，而是在小镇里开了一家宠物店。
进宠物店的客人总爱问：“你是 X 老板的儿子吗？”“你像你爸一样，这么早就出来自己打拼。
” 个中的一些是父亲悄悄先容来的工厂客户。
当有的客人先容在找包装厂时，儿子又会热心地递上父亲的名片。
这是父子间的默契。
有客户称颂：“你儿子开这个店，很不错嘛”，父亲摇着头道：“年轻人，玩一玩而已。
”

迷茫中，很多人选择屈服。
“这个家捆绑着我，但我明白自己的统统都是家里给的，得到便是有代价的。
” 一位宁波厂二代总结道。

她形容自己和周围人 “都不太爱读书，也不用太卷”，父母忙于奇迹，“没有韶光鸡娃”。
有一回她在学校等到入夜都没大人来接，被送煤气的师傅送回家，父母惊异地后知后觉：“原来你还没回家？” 到了所有人为学业挤破头的年纪，父母出钱让她出国留学，拿一张看起来不错的文凭。
同龄人在就业市场争得头破血流，她被喊回家帮忙。

纵然不接手工厂管理，也要陪妈妈逛街、照顾外婆住院，接送外甥高下学。
“作为家里面的一个闲人，怎么可以谢绝这些事情？你既然无法为家里创造经济代价，至少供应一点感情代价吧。
” 她说。

东莞一家绣花厂 22 岁的厂二代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自家工厂财务部门，她的哥哥、姐姐也全回到工厂上班。
永康一家清洁设备工厂的二代本来操持出国读研，由于爸爸一句 “你继续工厂后也可以常常出国谈买卖”，也就 “顺其自然” 地接手了家业。

肖骏峰曾在北京加入过一个创业团队，创始人中学时期便是他的朋友，他没有明确的事情任务，像 “公司吉祥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算是团队的天使投资人，朋友问他要不要入伙时，他没思考太多就资助了六七十万元。

2018 年，肖骏峰回到了父母身边，正式接管工厂。
“工为难刁难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兴趣爱好，便是赢利。
那我肯定选效率最高的方法。
” 家中药盒印刷厂去年的年产值是 2.8 亿元，那是专一格子间无法企及的数字。

印刷厂坐落在长春郊区，一个肖骏峰形容的 “五线小县城”，员工们大多来自隔壁村落。
他把接班看作 “天职”。
自己的野心在 2020 年 1 月后就消逝了。
疫情三年，只想着守好这份家业。

同样出于任务感的徐梦悦险些接管了走父亲方案好的道路。
为父母的半生心血，为工厂里 130 多号员工，还为她 23 岁、一毕业就被喊回来的弟弟。

一个深夜，姐弟俩在父亲那张大班台上加班。
弟弟溘然说，想出去闯闯。

“你去吧，工厂还有我。
” 徐梦悦说道。
隔壁车间走锭机的轰鸣声、羊毛的味道笼罩着姐弟俩。
办公室里，老徐养的两尾红龙鱼正在一尊方形大鱼缸里游来游去。

人情课，从毫无储备到精通

11 月的一天，余升要去见一家儿童服装工厂的老板萍姐。
萍姐也有一张红棕色大班台，一张根雕大茶桌，几张布艺沙发已无法坐人，堆满了小山包一样的童装。
萍姐热络地呼唤大家坐，拿出一箱橘子，一把一把地取出，摆满全体茶桌。

她先容自己十几年前就做 “研发”，设计的衣服 “能堆满一屋子，没一件重样。
” 她看起来 40 多岁，留着一边长一边短的短发式，偏短的那侧耳朵上挂一只银圈大耳环，说话时一晃一晃。

“实在都是山寨的，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
” 没聊几句，萍姐就坦诚 “秘密”。
她买卖很好，一条假两件连衣裙，连着 5 年，每年卖出 10 万多件。

听到这里，一贯沉默的余升眼睛一亮：“太厉害了，萍姐，你能带我们的货一块儿卖吗？” 接管工厂两年，他已然从一个少言寡语的大学生变成精明的老板，每时每刻都想着买卖。

见萍姐暗昧地应着，余升又往外抛点子：“萍姐，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电子产品画册，把过去的设计都网络起来？不然这些创意太可惜了。
” 说完，还打开自家工厂的电子产品册展示。
萍姐翻完，双手一拍：“哎呀，我便是须要这个！
快，我们加个微信。
” 她的大耳环迅速晃动起来。

初到工厂时，余升总是一身的棱角对着所有人。
他曾在十几人的聚会上，责怪一位电视台台长说的都是 “精确的废话”；他之前不饮酒，无论坐着多大的领导，也只说：“我是 90 后，跟你们不一样，只喝可乐”；外出见客户讲 PPT，他指着坐在电脑前的对方公司大领导，命令般地开口：“按一下。
”

张政形容那时的余升很 “干”“情商低”，经典动作是：坐在办公桌前，叼着烟，盯着屏幕，有事时就说：“你过来一下。
” 就像很多商业公司创始人认为的那样，余升也坚信 “公司是一台精密打算器，效益是最优先的。
” 这个教科书般的原则让他在执掌工厂的一开始四处碰钉子。

余升曾绝不客气地跟 HR 卖力人说：“我是留学回来的，还开过两家公司，我的能力是 OK 的，我是比你更牛逼的一个人。
我问有我的情由，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给到我。
”

很长一段韶光，工厂员工都会向老余抱怨，新来的余总 “专断”“弗成一世”。
余升不理解，“我弗成一世又怎么了？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就不做，咱们一起只挣钱，弗成吗？”

工厂曾有一批货由于几个包装盒的标签贴了错位置，卡在客户的仓库门口整整三天，余升干焦急。
老厂长教他一套说辞：“入库货色的装卸肯定得请人，请人的人为我们来付。
” 余升照着说了，还给了对方 800 元的 “人为”。
守仓库的人打印了几张 A4 纸，盖掉包装盒上的缺点标签，货顺利入了库。

“原来送钱要这么送。
” 余升开始理解老一辈人所说的人情光滑油滑里的弯弯绕。

有员工再与余升起争执，他也不再用命令语句，而是抛出持续串要求：你就把我当个弟弟行弗成？我有些时候交代问题不清楚，你多打个电话问问我行弗成？我就这点能力，没办法，人都有短板，你让着点我行弗成？

2022 年的 4 月，余升终于学会了饮酒。
有时去出差三天连喝 6 顿酒，“每天都在酒里头泡着”。
他开始常常提 “朋友”，总是说 “这帮朋友，真是不错。
”

朋友叫他去的局，他负责出席，负责陪酒，朋友提醒他 “得饮酒，喝白的”，余升便第一次喝白酒， 53 度的茅台，用玻璃杯喝，喝到一杯半就喝不动了。
张政和另一位朋友赶到酒局，给领导们发了一圈烟，替余升干了几杯。
末了三个人都不记得怎么回的酒店。

老余劝余升，“要饮酒的买卖咱别做。
”

“没紧要，得喝。
喝完之后，我觉得心扉能打开。
” 这一回，反倒是余升给老余上起了人情课。

一代有一代的坎

萍姐工厂的园区栽种了热带海边才常见的棕榈树，扫把状的叶片肆意撑向天空，迎着簌簌而下的小雨。
玄色玻璃大楼前的池塘里，一小股喷泉汩汩地冒着水花，几块灰色岩石和一棵建筑齐整的罗汉松立在一旁。

“遇上时期的人，早早上岸了。
” 走在 50 亩的园区里，余升倾慕地说。
他总是谈时期里的机会，谈到上一代时总是倾慕，谈到这一代时总是可惜。
“如果在一个高增长赛道里头，就算我是三流人才也能把它做成二流成绩。
但如果是在一个存量竞争的情形下，就算我是一流的人才，也可能只能做出二三流的成绩。
” 他说。

余升曾对自己能成事笃信不疑。
学生时创业失落败了，他以为，“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给些坎，对吧？”

上一代创业没有想得那么随意马虎，就算机会真的各处都是，他们也是靠敢拼和跨过一个个坎得来的。

老余当年从机器工厂出来后，和妻子买了一台套口机，两口子没日没夜地干，套口机从一台变成十几台。
等套口的风口被保暖亵服代替，他们又做保暖亵服的袖口和领口，带着产品去温州、义乌挨家挨户推销，一年跑废了一辆面包车。
2014 年，桐乡工厂盛行生产羊毛衫，老余另辟路子，上网搜 “礼物”，第一个跳出的词是 “围巾”，他开厂做羊毛围巾。
那一年，他卖出 80 万条围巾，每条赚 50-80 元。

徐梦悦的爸爸老徐 1995 年离开山东单县的文化站，做起了 “桐村落夫都不愿做的、吃苦受罪的买卖”，他从东北收购羊毛，洗净再卖给桐村落夫，一吨能挣两千块。
“那可是 1995 年的两千块，比人为多多了。
”

一位东莞厂长最初不甘只做村落庄里的数学老师，卖起了刀模。
创业的头几年，他穿着一双露脚趾的鞋跑遍广东的市场，舍不得买一块钱一份的肠粉，“一块钱也可以买一大兜芽菜，烧给工人吃”。

肖骏峰影象中，父母开药盒印刷厂的前两年，一家人挤在一间出租房里睡觉。
晚上 12 点，爸爸偷偷对妈妈叹气，不想再这么干下去了，太累了。

比较起来，厂二代更像在岸上行走。
“我从小不愁吃穿，对钱就没有观点。
” 余升说道。
他讲起自己以前奢侈的生活，用饭向来是打开点评软件，“从最贵的往下刷，挨个儿吃”；去北京玩，3000 多一晚的酒店，“一住便是一两个月”。

只不过，在买卖场的岸上，哪里都是别人走过的路。
他为工厂谈的第一个买卖，还是为父亲所在的企业做年终贺礼。

为了开拓防晒条线的新客户，余升从网上拉了个店铺名单，一家一家地问，转了三次电话才联系上上海一个服装品牌的采购部门。
他把资料、样品寄了过去，每一周打一个电话追问。
打到第四周，对方把样品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又隔了一段韶光，那家品牌方确定要开拓防晒产品，采购想起每周给自己打电话的余升，主动联系了他。
“刷存在感” 见效了。

余升为工厂的防晒线产品专门开了一座展厅，方便之后的互助商参不雅观、选择

年轻人学会老一代的 “笨方法”，老一代也在拥抱新技能。

老徐最开始忌惮互联网那套方法论。
只管每年天下互联网大会在桐乡举行，科技金字塔尖的人就在间隔老徐工厂 20 多公里的地方谈论互联网如何颠覆传统、改造天下。
他一度以为互联网打压了实业，由于看了太多网络诱骗新闻，微信上一度什么卡都不敢绑。
直到老家的县长来桐乡学习互联网，老徐顿悟要 “搞互联网经济”，赶紧叫女儿回家带着工厂转型，就从直播电商开始。

在只有一人的品牌线上，选品、直播都由徐梦悦一个人做。
她独自联系生产、搭配样衣、找主播、发货、做客服，连着三四个月，没有一天在凌晨三点前放工。
她曾一夜没睡后，回到厂里连续直播 16 个小时。
摄像头关闭的那一刻，她双腿发软，直接瘫倒在地。

从费钱的人变成赢利的人，钱在他们的代价体系里的意义也变了。
在余升那里，原来钱代表享受，现在代表成功路上的进度条。

他的办公桌一脚，摆着一台被烟熏黄的空气净化器，是小米品牌较便宜的一款。
他可以一顿用十几元的外卖粥办理，住月租 3000 元的公寓——花过去一晚上的酒店钱。

“如果成功要量化的话，那金钱便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
” 余升以为一起留学的同学，选择加入一家公司，一年挣到四五十万的，都不算成功。
“我把工厂从 3000 万做到了 6000 万，翻了一倍，不算更牛吗？”

机会，机会，机会在哪里？

全体 11 月，余升不是在专一于工厂便是在出差路上。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根本款潮牌，11 月尾上线得物平台。
他还孵化了一支短视频团队，笃信 “"大众年夜众号之后，下一个风口绝对是视频号”。
在 4600 多公里外的哈萨克斯坦，他组了一支小团队，要乘着 TikTok 和一带一起的风做服装直播。

细数业务时，余升手中的烟抽完了，立时，又点了一支。
他一天要抽掉两包烟，心情不好时会变成四包。
他的办公室总是环抱着灰雾，散发出一股引人发晕的尼古丁味。

余升没什么兴趣爱好，一空下来便是不断地见人。
他以为桐乡这块池塘太浅，“这群厂二代，比起我在一线城市里认识的经营格局上差了点儿。
” 他总是跑去北上广，认识不同的人：时尚快讯公司的老板、某品牌的采购、某个局的领导、挣了不少钱的年轻人……他玩 Soul——不是寻觅约会工具，更喜好定一些配对条件找到能和他谈论业务的人。

可是，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余升提到自己的朋友，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卖大牌同款一年净利润 6000 万元，另一个拿着家里给的 300 万元去买比特币，一年挣了 1 个多亿，后来拿这笔钱去投电影，险些尽数亏掉，现在经营着一家马场。

“这让我心里轻微平衡脸一点，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
” 余升说。

2021 年，他在朋友圈写年终感概：经济迷雾对付我来讲是最大的阻碍，我已经看不清明年的方向……30 岁，90 后的黄金年华，碰上经济低潮，特殊可惜。

“那些能力还没我们强的，或者没我们努力的人已经功成名就了。
” 他最窝火的是这个。
“现在我觉得使不上劲。
” 余升点起了这一夜的第四根烟。

他能做的便是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
他去看朋友的马场、射击场，也去杭州参加 Web3 大会。
当得知舅舅在新能源领域干得不错时，立马打电话问：“我有机会吗？新能源这趟车，我也想上。
”

“你干不了，光设计费就五六千万。
” 舅舅说。

电话挂断，余升觉得自己在一片废墟当中仰望星空，“看起来很多希望，但跟我没有关系。
”

连老余也变焦虑了，总是一个月冒一个新主张。
8 月，他去看养牛，以为肉牛市场好做；9 月又看阳光玫瑰，“现在浙江种一个发一个”；10 月的一天，他拎了一袋花生找余升，发起两人养水培花生；到了 11 月，老余累了，累到连工厂都不想再管了。
他和余升说了几次：“我就拿 20% 的股份，你每年给我分红，分得了就分，分不了就算了。
”

他知道买卖难了，但对实业还剩一份信心：“不管怎么样，衣服大家都得穿，客户一波一波地换，但是工厂不会倒。
”

余升还没有答应正式接班。
在巨大的茫然中，他一年能摇摆好几次。
一下以为：“做服装没有未来，实现不了我的空想”，一下又反思：“我是不是该当再专注一些”。

有一天，一名发卖部员工找余升埋怨，一向坚硬的余升给对方说着说着，想起一摊没头绪的事，哭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绝望窒息，由于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的在想公司该往哪个方向走，该怎么做出更大的产值。
而我很迷茫，要搁很多身边人都以为躺平算了。
可我还是不想躺平。
” 他回顾着。
他不甘心。

老徐理解不了孩子们的苦恼。
“怎么会没有机会呢？” 他说，“你们读个书还要花上十几年，看行业怎么能就看几个月，三五年总会有机会的。
”

老徐在 2003 年非典、2008 年金融危急时，低价收购设备，扩建工厂。
去年，行业内销下行，他收购喷鼻香港、珠海的两家发卖公司，开拓了出口市场。
桐乡的大多数纱线厂只开工几个月，今年销量只有去年的一半，老徐的工厂却一年到头都开了足马力。
他办公室的那尊方形大鱼缸里，两尾寓意 “兴财旺家” 的红龙鱼仍在游动，红金色的鳞片在水里闪光。

这名希望 “喷鼻香火延续” 的买卖人对二代仍有担心：“年轻一代还没有什么大局不雅观，对市场变革无法作出预判。
仍须要我们扶上马，送一程。
” 坐在一旁的徐梦悦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新一年开始，我问余升有什么欲望。
他说，希望探索的业务上尽可能运气好一点，能够不亏钱，“小赚便是胜利。
” 听起来，他的野心彷佛放缓了。

不过，很快，他又先容了自己的新想法——疫情政策调度了，得看看旅游业的新买卖。

应受访者哀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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