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以其耀目的光荣和稳定的化学特性很早就受到古代人类社会的青睐。
黄金虽然在自然界可以单质形态存在而在最初被人类直接采集得到，但数量极少。
金矿常与铜、铁等矿藏共生，其熔点(1064.43°C)又低于铜(1084.5°C)，因此人类对黄金的开采和利用紧张始于青铜时期，是与铜等其他金属冶炼技能的发展分不开的。

欧亚草原古部族故意识开采金矿、制作黄金制品约始于公元前三千纪。
紧张创造于欧亚西部草原青铜时期中期(2700-2500B.C.)的比德尼文化(Bedeni Culture)和特利阿勒梯文化(Trialeti Culture)，中亚绿洲青铜时期早、中期的纳玛兹加文化(Namazga IV-V Culture，2700-2200B.C.)，中亚草原铜石并用时期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 3500-2500B.C.)。

这些黄金制品紧张是贵族日用的奢侈品，象征地位和财富;或为宗教仪式中利用的敬拜品。
比较之下，这一期间用黄金装饰人身的习俗在中亚草原地区已经形成。

图一 欧亚草原出土青铜时期金器

1~2.比德尼文化 3.特利阿勒梯文化 4～5.安德罗诺沃文化 6.卡拉苏克文化 7.大都会博物馆藏品 8.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考古学文化系

比德尼文化和特利阿勒梯文化均位于格鲁吉亚，其高等墓葬中出土过金制耳环、手镯、发簪、衣服坠饰，狮子形象的小型圆雕，以及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珠的金制羽觞(图一，1～3)。
[1]纳玛兹加文化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其四期末至五期初的阿尔丁特佩(Altyn depe)遗址，金属加工业十分发达。
在一处敬拜遗址中创造了金牛头和金狼头造型圆雕。
[2]

中亚东部草原虽然进入青铜时期较晚，但发展很迅速。
青铜时期初期，当地居民就开始用金属打制首饰。
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就出土了一批螺旋状用金、红铜、银、陨铁打制的耳环、手镯等人身饰物(图四，1)。
取代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 2600-2000B.C.)，虽未创造金制品，但也利用红铜丝打制的耳环和手镯，形制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靠近。
[3]

图四 夏商周期间中国北方地区出土耳环

1.阿凡纳谢沃文化 2.贵南尕马台 3、6.酒泉干谷 4、8.房山琉璃河 5.安德罗诺沃文化 7.蓟县围坊 9.唐山小官庄 10.卡拉苏克文化 11.平谷刘家河 12.彰武安然堡 13.迁安小山东庄

青铜时期晚期中亚草原以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2200-1000B.C.)最具代表性。
[4]安德罗诺沃文化对金、铜、锡的开采十分积极，金属冶炼技能也较前一期间有了显著提高。
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七河流域东部的宗伽尔斯基-阿拉套地区(the region of Djungarsky Alatau)、阿尔泰地区楚茨齐矿区(Chudskie mines)、都创造过安德罗诺沃期间古金矿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当时人们采矿所用的工具。
[5]

安德罗诺沃二、三期文化，也即阿拉库尔类型(Alakul type, 2100-1400B.C.)和费多罗沃类型(Fedorovo type, 1400-1200B.C.)，分别位于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盛行利用金制首饰。
[6]

个中阿拉库类型范例器物是管状金手镯。
手镯是用中空的细牵制成，一头末端外侧附有銎状插孔，可与另一端扣合，形成类似榫铆的构造。
銎外侧饰有安德罗诺沃文化范例的三角形蕉叶纹(图一，4)。
费多罗沃类型盛行螺旋状和喇叭口插孔式的金耳环、手镯等人身饰物(图四，5)。
个中螺旋耳环是用贴覆金箔的红铜凹条环抱一圈半制成(图一，5)。
这种耳环最早见于红铜时期的环黑海地区，在欧亚西部草原十分盛行，并一贯沿用到青铜时期晚期。
由于黄金数量有限，纯金制品罕见。
一样平常选用细丝状红铜丝，然后在上面包裹金箔，待器物成形后用软皮抛光。
制作过程中紧张采取锤碟技能。
[7]

其余，大都会博物馆也藏有一件贴金箔银斧。
斧管銎外侧装饰一个双头鹰人身形象，它一手捉住一只带翼狮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着一头野猪的獠牙，野猪的背部形成银斧的刃部。
双头鹰头、翼，狮子的胸、腹、翼均贴着金箔，细部刻画生动，工艺高超(图一，7)。
[8]显然这件银斧并不具备实用性，而可能象征着某种宗教含义。
我们创造这件银斧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考古学文化系出土青铜斧形制靠近，由此推测它也应属于安德罗诺沃期间(图一，8)。
[9]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黄金艺术对后来早期铁器时期中亚哈萨克斯坦中部、东部、萨彦-阿尔泰等地诸文化影响很大。

后起的卡拉苏克文化霸占了原安德罗诺沃文化东部区域，即西起咸海、东至叶尼塞，南抵阿尔泰、天山一带的范围。
[10]喇叭口插孔式耳环在该文化中仍旧沿用，同时卡拉苏克居民也开始将马等动物纹样装饰在耳环上，这些纹样是用质地软细的石模浇铸而成的(图一，6)。
[11]

二、早期铁器时期中亚金器的创造与研究

进入早期铁器时期，中亚草原兴起多支游牧文化。
随着矿藏开采、金属冶炼和加工技能的长足发展，部落首领或贵族利用的金制品数量大大增多，造型、题材也更加丰富。
除了金制首饰，还发展出大量动物纹黄金饰牌，并用黄金装饰马具、武器。
同时由于骑马术的遍及、中亚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与南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之间文化互换显著增加，一些波斯文化成分被中亚部族所接管、改造，也反响在黄金艺术当中。
我们可以将这一期间的黄金艺术分为两期：

早期(公元前8～5世纪)，以萨彦-阿尔泰地区阿尔赞2号坟冢、哈萨克斯坦东部齐列克塔墓地为代表。

南西伯利亚萨彦-阿尔泰地区在早期铁器时期初期就形成了以马具、武器和动物纹三要素为代表的发达的游牧文化。
金器作为部落首领和贵族等级身份的标志，常创造于大型墓葬之中。
可惜的是，18世纪阿尔泰地区兴起盗墓之风，许多大型墓葬中的珍品被席卷一空，个中一部分流入沙皇宫廷，形成了现在埃米塔什博物馆的“彼得大帝藏品”。

而通过科学发掘未经盗掘的大型墓葬要数2000年俄罗斯与德国联合稽核队在图瓦共和国乌尤克盆地国王谷发掘的阿尔赞2号坟冢。
这座坟冢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其主椁室内埋葬贵族夫妇二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总重20公斤，数量惊人。
金器上装饰丰富的动物纹图案被称为“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
[12]

男性头戴皮帽，帽顶有鹿形金冠饰，表现一只昂首伫立的公鹿，鹿角上扬呈枝蔓状(图二，5)。
帽沿饰卧马形金牌饰，马颈部鬃毛经由修葺，肩部一缕卷曲的鬃毛上扬(图二，7);

男性脖子上带金项圈，项圈上部呈圆柱状，表面浮雕出山羊、野猪、虎等搏斗的繁芜场景。
项圈前部为波折的四方体，四面浮雕成排的老虎图案(图二，1)。

男性衣服上满坠野猪形金坠饰、腰着金腰带，并佩有木柄包金铁剑和小铁刀，剑首、柄、翼、脊和刀首、柄部位贴金箔，也表现虎搏羊的动物图案(图二，4、8)。

皮靴上缘也包有金箔。
男性身旁还有包金箭箙一个，里面装有三棱形铁镞数枚，有的铁镞表面贴金箔，表现“S”形水波纹和鹰搏羊的图案(图二，3)。

女性头顶留有高耸的发髻，上插鹿首金发簪;双耳佩戴圆锥形錾金珠镶嵌绿松石的耳环(图二，2);项带月牙形项圈，项圈上也刻有飞奔状山羊的图案;腰配一柄铁刃贴金短剑，剑首、柄、翼表现虎羊搏斗纹样、剑脊表现“S”形水波纹。

除人身装饰外，还创造一件敞口鼓腹圜底瓢，把手部位包金箔，表现为马蹄形，马蹄上部还表现出鳞片状图案，另有一件鍑型明器，口部直径3.9cm，高4.2cm(图二，6)。
金鍑表面浮雕出后肢翻转180°的山羊与老虎搏斗的场景。
其余，墓葬中殉葬的马匹身上也创造有月牙形当卢、马镳等黄金饰件。
马作为坐骑，是早期铁器时期欧亚游牧民的主要标志之一。

很多游牧民的墓葬中多殉葬马匹，而身份显赫的贵族，也常为马匹装饰黄金饰件。
阿尔泰地区巴沙德勒2号墓葬(公元前5～4世纪初)出土的一套木制马具，马镳、颊带上都包着金叶片(图三，5)。
马头部还佩戴木制贴金仿鹿角冠饰。

图二 早期铁器时期早期中亚草原出土金器

　　1.项圈 2.耳环 3.包金铁镞 4.包金铁短剑、刀 5.鹿形冠 6.鍑形明器 7.马形饰件 8.野猪形衣饰 9.鱼形饰件 10.鹿形饰件 11.雪豹形饰件(1~8.阿尔赞2号坟冢 9～10.齐列克塔5号坟冢)

图三 早期铁器时期晚期中亚草原出土金器

1.翼马形帽饰 2.马形牌饰 3.麋鹿形牌饰 4.包金铁剑 5.包金马具 6.包金鹿角形马冠饰 7.鹰形格里芬形饰件 8.鹰形格里芬马冠饰 9.鹿角形冠饰 10.毛制鞍鞯上的狮形格里芬搏山羊图案 11.毛制鞍鞯上的鹰形格里芬搏山羊图案 12.鹰形格里芬纹手镯(1～4、9.伊塞克金人墓 5.巴沙德勒2号坟冢 6、7.波莱尔11号坟冢 8.库图尔贡塔斯坟冢 10、11.巴泽雷克1号坟冢 12.大英博物馆藏阿姆河1号宝藏)

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齐列克塔墓地(公元前8～6世纪)是中亚早期铁器时期兴起较早的一支塞种文化，与同期间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古部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该墓地大型墓葬5号坟冢中出土了一批金器，多为人身饰物。
表现题材以动物纹为主，有卧鹿、野猪、鹰首、鱼、身体蜷曲的雪豹等。
另有“S”形水波纹饰件和金珠串项链等(图二，9～10)。
[13]

这一期间的金器紧张有三类：(1)人身装饰，包括冠饰、项圈、耳环、发簪等首饰，以及衣、腰带、靴子上的饰件;(2)马身装饰，包括当卢、马镳等马具;(3)武器贴、包金，包括短剑、箭箙、箭镞表面的贴、包金。
从装饰纹样上来看，两地都盛行生动、写实的自然主义风格，题材以单体的鹿、马、虎、雪豹、野猪、羊等动物纹为主，动物搏斗场面是由单体动物的拼合而成，构图不成熟。

晚期(公元前4～3世纪)，以萨彦-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哈萨克斯坦东部伊塞克墓地为代表。

中亚草原诸塞种部族与南俄草原斯基泰、乌拉尔萨尔马提亚等部族间的文化互换趋于频繁，他们在武器、马具、动物纹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共性。
同时，由于战役和贸易的缘故原由，一些波斯文化成分、希腊文化成分也被草原民族吸纳，融入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等地文化之中。
高等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黄金制品，就反响了当时这种文化互换的背景。

阿尔泰巴泽雷克墓地创造于20世纪初，个中出土了一批带有波斯、希腊文化成分的物品。
[14]格里芬是当地较为盛行的一种题材，本源于西亚的一种鹰、狮稠浊的神兽，在波斯艺术中其造型可分为鹰形格里芬和狮形格里芬。
这两种造型都在巴泽雷克墓葬中创造(图三，10、11)。

阿尔泰居民还将格里芬形象融入本土的鹰、鹿崇拜当中，创造出一种鹰首鹿角鹿身的神话动物，我们称之为鹿形格里芬(图六，5)。
[15]这种造型在人身刺青、马鞍鞯，马镳、当卢、勒带上大量利用。
库图尔贡塔斯(Kuturguntas)坟冢的马匹当卢、颊带上就装饰包金的鹿形格里芬纹样，造型十分生动(图三，8)。
1998-1999年法国、意大利、哈萨克三方组成的稽核队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发掘的波莱尔(Berel)11号坟冢，也出土了木制包金仿鹿角装饰(图三，6)。
[16]

1969—1970年考古学家发掘了阿拉木图东50公里的伊塞克山间河谷左岸一座坟冢旁未经盗掘的侧室，结果在里面的椁底板上创造墓主人的尸首，墓主人头戴金冠，上衣、腰带、靴子上满饰金叶片和牌饰，因此这座坟冢也被称为“金人墓”。
苏联考古学家阿基舍夫将这座坟冢的年代定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
[17]这座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金器，包括饰有鹿角、羊角翼马图案的金冠，虎首螺旋状项圈，人面印章金戒指，后肢翻转180°的虎、马、麋鹿，以及鹿形格里芬、山羊、鸟、树叶等造型的金饰牌、饰件。
墓主人腰间也佩有一把金柄铁剑。
铁剑首、柄、翼、脊上刻有狼、羊、虎、鹰、兔、野猪等纹样(图三，1～4、9)。

其余，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的“彼得大帝藏品”、大英博物馆的阿姆河1号宝藏、日本美秀博物馆的阿姆河2号宝藏(或称巴克特里亚遗宝)中也有许多属于这一期间中亚草原民族的遗物，可作为我们研究的参照(图三，12;图五，8;图六，3)。

图五 春秋战国期间中国与中亚草原金器比较之一

1.虎形饰件(阿尔赞2号坟冢) 2.虎形饰件(新源) 3.狼纹饰件(阿鲁柴登) 4.出土虎噬羊纹包金剑首(阿尔赞2号坟冢) 5.虎噬羊纹饰件(净水刘坪) 6.耳环(阿尔赞2号坟冢) 7.耳环(乌拉泊古墓) 8.耳环(美秀博物馆藏) 9.格里芬纹饰件(凤翔马家庄敬拜车坑) 10.土木制项圈上的格里芬纹样(巴泽雷克2号坟冢)

图六 春秋战国期间中国与中亚草原金器比较之二

1.出土虎形饰件(伊塞克“金人墓”) 2.虎纹饰件(阿拉沟) 3.鹿形格里芬纹牌饰(埃米塔什博物馆藏品) 4.鹿形格里芬纹牌饰(伊塞克“金人墓”) 5.鹿形格里芬纹刺身(巴泽雷克2号坟冢) 6.狼形格里芬纹饰件(阿鲁柴登) 7.鹿形格里芬纹冠饰(纳林高兔) 8.鹿形格里芬纹牌饰(西沟畔) 9.鹿形格里芬纹牌饰(燕下都辛庄头M30) 10.马形格里芬纹陶范(西安北郊) 11.格里芬纹黄铜牌饰(巴泽雷克2号坟冢) 12.格里芬纹瓦当(燕下都) 13.棺侧板上阴刻的虎纹(巴沙德勒2号坟冢) 14.虎纹木雕(图埃赫塔1号坟冢) 15.银虎(纳林高兔)

值得把稳的是，伊塞克金人头冠装饰的鹿角与阿尔泰巴沙德勒、图雅赫塔、巴泽雷克、波莱尔墓葬中马头装饰的鹿角十分相似，因此有学者推测墓主是一位萨满巫师。

鹿在古代萨满教中是一种通神的动物。
根据现有资料，奥库涅夫文化居址或敬拜遗址附近常树立0.5—2米高的天然碑石，上面阴刻面孔狰狞的鬼怪诞兽或人面形象，个中一些就带有鹿角。
学者们一样平常认为这些长有鹿角的人面是萨满巫师的面具。
同样鹿也是青铜时期末期卡拉苏克文化盛行的鹿石中最常见的题材。
鹿石表现为武士形象，上面的鹿纹则象征古代武士的勇猛善战。
[18]

进入早期铁器时期，此类图案仍在沿用。
阿尔赞1号坟冢、2号坟冢墓坑中都创造刻有鹿纹的鹿石残件，其余阿尔赞2号坟冢男主人的冠饰、女主人金簪都装饰鹿首上扬，鹿角成繁枝状、蹄尖伫立的公鹿形象。
阿尔泰墓葬中，这种鹿角则紧张用于装饰大型木椁墓中殉马的头冠，德国艺术史家耶特马尔认为装饰鹿角和面具的马匹在葬仪中起领头浸染。
[19]

按照人类学家的研究，头饰和外套在很远的间隔就能被辨认，因此许多部落首领都要在头顶装饰独特的物品或纹样，这样头饰中所包含的风格化信息就会迅速地被其它人吸收。
[20]同理，阿尔赞墓主的冠饰、发簪以及马冠饰、当卢也象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财富和宗教地位。

其余，阿尔赞2号坟冢男性墓主与伊塞克金人除了头顶都装饰鹿角或鹿以外，额头部分都装饰马或翼马形象，两者装饰题材与位置都很靠近，可见马在动物纹中的地位仅次于鹿。

可见这一期间的黄金制品仍集中在武器、马具、人身装饰三类，但纹样和题材更加丰富，格里芬造型盛行，表现手腕虽然沿用早期写实生动的自然主义风格，但更重视动物身体比例，重视对细节的刻画，重视动物轮廓线条的流畅。
后肢翻转180°的动物造型盛行;能够表现多个动物相互交叠、撕咬的搏斗场面和繁缛的纹饰。

三、夏商周期间中国境内金器中的外来成分

有关夏至战国期间中国境内金器的创造、工艺和分布的情形，艾玛·邦克(Emma C. Bunker)、齐东方、黄盛璋等学者做过详细的梳理;[21]乌恩、林沄、李水城等学者也剖析过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期间长城地带早期铁器时期诸文化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间的联系，为我们磋商黄金艺术的传播供应了框架性背景。
[22]

中国境内创造的早期金器，紧张集中在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内蒙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文化、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山以南的大坨头文化等北方系青铜文化，时期相称于夏代。
紧张为鼻环、耳环、手镯等人身装饰。
有不少学者把稳到个中的喇叭形插孔式耳环可能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
[23]

例如，四坝文化的酒泉干骨崖遗址，[24]朱开沟遗址，[25]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大坨头文化的天津蓟县围坊、[26]北京房山琉璃河、[27]北京昌平雪山、[28]河北唐山小官庄 [29]等都出土此类耳环，多为铜质(图四，6～9)。

另有学者从铜斧、铜锛、铜矛等青铜器形制、冶金术等角度出发，谈论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南、重新疆西北部经天山北麓向甘青地区传播的可能性。
这无疑为前者供应了许多有利的证据。
[30]

同时我们还把稳到，齐家文化的贵南尕马台遗址、四坝文化的酒泉干骨崖遗址、大坨头文化的房山琉璃河遗址都出土一种螺旋形铜“指环”(图四，2～4)。
[31]上面已提到，螺旋状金、银、红铜耳环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中十分盛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根据琉璃河M2报告，“铜指环 1件(2：2)。
作螺旋形环饰，形状似弹簧。
高0.6、圆径2厘米。
创造于头骨附近。
” 既然位于“头骨附近”，这枚铜“铜指环”该当是一枚铜耳环。
可惜的是，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指环”资料尚无从查考。
如果这些“指环”均是耳环之误的话，我们疑惑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前，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可能就与中国北方的青铜文化发生了联系。

可见，受中亚草原古部族的影响，早期金属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就开始盛行铜、金制喇叭口插孔式耳环、螺旋形耳环来装饰人身。

商代金器集中出土于三个区域：一为晚商殷都大型墓葬出土的金箔片，用作铜、木、漆、玉石等器物的装饰。
二为四川三星堆敬拜遗址出土青铜人像的金面具。
三为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出土的耳环、手镯、发簪等人身饰件。
[32]

金器在各个区域中的功用显然不同，安阳金箔片只作为其他器物的赞助装饰，三星堆金器则多用于敬拜。
比较之下，北方地区出土金器仍以人身装饰品为主，数量较多、范围也较广。
例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金耳环、[33]辽宁彰武安然堡遗址出土铜耳环，表明喇叭口插孔式耳环仍在沿用(图四，11、12)。
[34]

同时北方地区也开始自行设计、打造出一些新模样形状的饰物，如两头扁的手镯、[35]“L”形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以及金丝、弓形饰等可能用于装饰衣、帽的饰物。
[36]个中“L”形耳环、金丝、金或铜制弓形饰等紧张见于山西北部和陕西东北部。
如山西石楼桃花庄、[37]后兰家、[38]褚家峪、曹家垣、[39]永和下辛角、[40]保德林遮峪、[41]洪洞上村落、[42]陕西淳化黑豆嘴等遗址。
[43]

值得把稳的是，两头扁的手镯在蒙古-外贝加尔地区的格拉兹克沃文化中也曾创造过，[44]这或许暗示了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与北部地区的联系。

西周期间，金器仍旧集中在北方地区，种类、形制与商代大略相同。
如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出土的喇叭口铜耳环、一头尖一头扁金耳环、两头扁金手镯，[45]天津蓟县张家园西周墓葬出土的两头扁金耳环、手镯，[46]辽宁朝阳魏营子M7101出土的螺旋形手镯，[47]南山根M101的螺旋形和两头扁的金手镯等(图四，13)。
[48]

周王畿附近的渭河流域出土金器极少，表明周人不喜用金，这可能与当时青铜器、玉器霸占贵族用器大宗的状况有关。
[49]但是我们也创造一些周代贵族也开始用黄金装饰人身。
他们虽然不佩戴黄金耳环、手镯，却发展出黄金带饰。

如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出土一套12件金带饰、[50]山西曲沃晋侯墓地I11M8出一套15件、M91出一套6件金带饰。
[51]

另据宣布，最近刚发掘完毕的陕西韩城梁带村落两周墓地M27墓主人胸部、腰部也创造了一套30件金器，包括剑鞘、三角龙形带饰、兽首形带扣、环、泡等。
[52]诚然，这些带具与北方地区以及欧亚草原盛行的带具形制差别很大，我们无法通过比较得知这一习俗在周贵族内流传的缘故原由。
但是这却标志着汉地以黄金装饰人身的开始。

此外，周统治下的部分地区仍沿袭并发展早期贴金、镶嵌技能，浚县辛村落西周墓和大堡子山秦贵族墓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包金铜器、金饰片可以解释这一点。
[53]

四、春秋战国期间中国境内金器中的外来成分

春秋期间，中国境内许多地区都出土了金器。
周封国出土的金器仍以金箔饰片为多，用于人身装饰的金带钩也开始盛行。
这一期间随着萨彦-阿尔泰地区游牧部落的兴起，向南、东与中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的古部族发生了联系。
[54]

新疆新源县出土金卧虎、[55]乌拉泊古墓葬出土的圆锥形金耳环，[56]甘肃清水刘坪创造虎噬羊纹金牌饰等,[57]均可在图瓦阿尔赞2号坟冢中找到纹饰、形制附近的器物(图五)。

除了人身饰件以外，萨彦地区部落贵族盛行利用金柄铁剑、铁刀、黄金马具的习俗也可能影响到了西北地区的戎人。
如陕西宝鸡益门村落2号墓出土104件组金器中，墓主人身上装饰金串珠项链、金带钩3件、带扣7件、佩戴金柄铁剑3件，金首铁刀15件、金首铜刀4件、头箱内还放置着多件金环、金圆泡、金络饰等金制马具。
[58]此外，宝鸡益门村落M2号墓只出土了铜马衔、节约以及金环、泡、络饰等马具，而不见车具，可能表明当时马匹已经用于骑乘。

其余，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于1981～1984年在凤翔县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发掘的K17、K121两个敬拜车坑内，出土了29件金器，总重量达302.6克。
[59]均为马具或马具饰件，而且均采取铸造技能。
个中两件金饰为“虎头、双卷角、偶蹄、有翼、卷尾、卧姿”。
其造型与阿尔泰中晚期墓葬涌现的波斯式长有山羊犄角、带翼的格里芬形象十分靠近(图五，9～10)。

战国期间，汉地制作金器的技能已相称成熟，鎏金银、错金银技能开始盛行。
除了用于人身装饰的带钩，还能制造金币和体量较大的容器。

同时，中国北方与萨彦-阿尔泰地区古部族的交往也更加频繁。
巴泽雷克5号坟冢曾出土过楚地制作的凤鸟纹织锦;6号坟冢出土过楚式四山纹铜镜和秦式漆器残件。
另一方面，萨彦-阿尔泰地区的装饰纹样和造型艺术成分也被中国北方诸部族所接管、改造。
新疆吐鲁番，甘肃清水、庆阳、秦安，宁夏固原彭堡于家庄、杨郎马庄、草庙乡张街村落;陕西神木纳林高兔、西安北郊、内蒙古西沟畔、阿鲁柴、碾房渠、速机构;河北易县燕下都、平山中山国等地都创造过大量南西伯利亚动物纹造型的金、铜打制的饰牌、带扣、冠饰或项圈。
[60]

举其要者，如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墓葬出土的虎纹金饰牌、饰扣，虎身后肢翻转180°，肩部鬃毛上卷，这些特色与伊塞克“金人墓”虎纹金饰牌十分靠近(图六，1～2)。
[61]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一大批金、银制人身装饰品反响了当地居民对阿尔泰动物纹造型的模拟和改造。
西沟畔墓地出土金饰片，以及陕北神木纳林高兔出土的金冠饰，都表现为范例的鹿角鹰嘴鹿身的鹿形格里芬造型(图六，3～8)。
[62]

同出的金、银饰件所表现的伫立、屈卧或后肢翻转180°姿态的鹿、马、羊、虎等造型中都可清晰看出对阿尔泰艺术造型模拟的痕迹。
同时，鄂尔多斯地区的古部族也积极将这些外来成分融入自己偏好的艺术题材之中。
例如狼的造型是在战国晚期鄂尔多斯十分盛行的装饰题材。

伊克昭盟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墓葬出土一批金、银制人身饰件。
[63]个中一件镶嵌绿松石的金饰件上，工匠奥妙的将鹿形格里芬的枝蔓状鸟头鹿角与狼身结合了起来(图六，6)。

除了自己打制金制品，当时鄂尔多斯等地的古部族可能还与汉地诸侯国进行黄金贸易，订做草原风格的金制品。
例如西沟畔M2出土7件银质虎头节约，背面阴刻“少府二两十四朱”、“得工二两二朱”“得工二两廿一朱”等铭文。
另有两块金饰牌，背面刻写“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五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气”铭文。
个中斤、两、朱为计重铭文，而“得工”是赵国工官。
“少府”在战国晚期涌现，见于秦、韩、魏、赵等国，但撰写字体属赵。
可知这7件节约均为赵国制造的产品。
黄盛璋师长西席还剖断另两件金饰牌为秦少府打造，也是令人信服的。
[64]

1999年12月，西安北郊创造战国晚期墓葬，出土一批铸造动物纹牌饰的模具，发掘者推测此为铸铜工匠之墓。
[65]模具上的长有枝蔓状鸟头鹿角、后肢翻转180°的马身神兽造型应是根据阿尔泰鹿形格里芬改造而来的(图六，10)。
这种题材的牌饰在当时当地并不盛行，而在甘肃庆阳、宁夏固原以及鄂尔多斯等地的戎、狄部族中盛行。

据此我们推测这个工匠生前铸造的青铜或金饰牌可能是向北方草原民族输出的。
这种农业定居民族为北方草原民族制作金器的征象并不罕见，欧亚草原西部斯基泰古墓出土金器中有许多便是由黑海北岸的希腊工匠专门制造的。

萨彦-阿尔泰的造型艺术也影响到了与北方狄人附近的中山、赵、燕等诸侯国。
例如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贵族墓葬群中创造了稠浊草原艺术风格的器物，个中最范例的是M1东库、西库各创造的一对“错银双翼神兽”，和M1东库出土的一件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
[66]

神兽应因此狮形格里芬造型为底本，领悟汉地对虎等动物的表现手腕而创造出来的。
虎噬鹿的搏斗式动物纹题材，也应源自北方草原。
河北易县燕下都辛庄头M30，出土金柄铁剑、错金银铜衡饰、以及方、圆形金饰件共计82件。
[67]

金器优势行装饰马、鹿、羊、鹿形格里芬、虎、狼等题材的动物图案。
许多动物造型与鄂尔多斯地区十分靠近，取自阿尔泰艺术(图六，9)。

个中20件背面都刻写“十两九朱”、“五两十三朱”等计重铭文，有学者考证这批器物是赵国宫廷工官制造的。
[68]其余，我们在该遗址老爷庙V号建筑、郎井村落10号、30号作坊，都创造出战国晚期的“双龙纹饕餮纹”瓦当，造型也是由波斯式野山羊犄角的狮形格里芬改造而成的(图六，12)。

可见在战国晚期，随着汉地与北方草原民族交往的增多，黄金饰品及其纹饰已经为不少汉地贵族所收受接管、模拟。

五、结语

1993年美国艺术史家艾玛·邦克女士曾对中国早期金器做过综合性研究，她主见中国商周期间的贵族多以玉器、铜器作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后来在北方文化的影响下，春秋往后才将金器逐渐纳入到这一象征体系之中。
[69]

她将金器纳入早期欧亚大陆南北方文化互换背景之中的做法无疑为我们开拓出宽广的视角与合理的思路。
随着近年来材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创造以黄金装饰人身的习俗，在汉地肇端于周代;同时结合地域、器物的功用进行分类和比较可知，黄金艺术所反响出的文化互换紧张集中在三个区域之间：南西伯利亚和中亚草原地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中原地区。
从安德罗诺沃或可能自阿凡纳谢沃文化开始的中亚草原古部族很早就开始打制并利用金器，盛行耳环、手镯等贵族日常利用的人身装饰品。

在其影响下，中国北方地区在夏商之际也开始模拟制作同类物品并创造出一些新的样式。
商殷都周围的贵族也利用少量金器作为奢侈品，但不是人身饰品，而是用作漆、木器等表面的贴金装饰;西周期间，中国北方地区以黄器装饰人身的习俗为周统治下的一些汉地贵族所接管，他们开始打制一些汉风带饰;

春秋期间，随着中亚地区游牧部落的兴起，除了人身装饰品，萨彦-阿尔泰等地贵族利用黄金装饰的武器、马具的习俗也影响到了中国西北地区诸部族以及靠近北方的汉地贵族。

战国期间，南北方文化互换趋于频繁，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都盛行萨彦-阿尔泰艺术造型的黄金、银或青铜打制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
与之附近的中山、赵、燕等诸侯贵族开始模拟并将草原艺术风格的题材融入汉地造型艺术之中。
秦、赵诸侯国也开始制作装饰动物纹的人身饰品，向鄂尔多斯等农牧交错地带的古部族输出。

可见，这样一种佩戴黄金饰品的习俗是在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并在西周期间被一些汉地贵族所模拟。
春秋至战国早期，中亚草原游牧部落贵族的标志性特色——黄金装饰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盛行，并在战国晚期融入汉地造型艺术之中。

本研究受到北京大学法鼓人文奖助学术基金奖助，特此致谢!

　　注释：

[1] E. N.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Cambria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01-103; 110-111.

[2] 张广达，陈俊谋：《纳马兹加IV~VI期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343页;〔苏〕阿甫杜辛、陈弘法译、莫润先校：《中亚考古》，《考古学参考资料》6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12-120页;V. M. Masson, “The Bronze Age in Khorasan and Transoxani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225-245.; F. T. Hieber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1994, pp.165-178.

[3] 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西伯利亚地区时期最早的青铜文化。
集等分布于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
一样平常认为其金属冶炼技能是独立起源的。
阿尔泰地区曾创造过该文化的采矿遗址和采矿工具。
拜会莫润先：《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2-3，23页;J. P. Mallory, “Afanasyevo”,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4-6.; E. N. Chernykh, “The Sayano-Altai: the Afanasevo and Okunevo cultures”,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Cambria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82-185.

[4] 莫润先：《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版，15-16页。
J. P. Mallory, “Andronovo Culture”,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20-21.; V. M. Masson, “The decline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and movements of the tribe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337-356.; Michael David Franchetti, Bronze Age Pastoral Landscapes of Eurasia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Mountain Steppe Zone of Eastern Kazakhstan, Ph.D dissertation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pp.201-252.

[5] A. Akishev and K. Akishev, The Ancient Gold of Kazakhstan, АΛΜΤЫ, θΗΕΡ, 1983, pp.33-35.楚茨齐矿区的先容可拜会阿尔泰博物馆网页：Ancient Miners cited inhttp://www.museum.ru/museum/asrsm/exib/ad&a/chpt1en.htm

[6] 安德罗诺沃文化分为四期，初期以辛塔什塔-佩特洛伏卡-阿尔凯姆类型(Sintashta-Petrovka-Arkaim type, 2200-1600B.C.)为代表，该文化兴起于乌拉尔并向西、向北扩展至伏尔加河，与东进的木椁墓文化发生领悟;二期以阿拉库尔类型(Alakul type, 2100-1400B.C.)为代表，三期以费多罗沃类型(Fedorovo type, 1400-1200B.C.)为代表，四期以阿列克谢沃卡类型(Alekseyevka type, 1200-1000B.C.)为代表，后三期该文化向南的扩展至中亚绿洲，匆匆成了(Tazabagyab Culture, 1500B.C.)、毕什肯特文化(Bishkent Culture, 1700-1500B.C.)、瓦赫什文化(Vakhsh Culture,1700-1500B.C.)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考古学文化系(Bactrian-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简称BMAC，2200-1700B.C.)等多支青铜文化的形成;向东经哈萨克斯坦进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了那里的奥库涅夫文化。
拜会注4，J. P. Mallory文。

[7] 同注5，34页，图版46-48，51。

[8] 大都会博物馆称这件藏品出自中亚，年代属于8000-2000B.C.。
藏品先容将带翼狮描述为龙，可能有误。
拜会： "Shaft-hole axhead with a bird-headed demon, boar, and dragon [Central Asia (Bactria-Margiana)] (1982.5)". I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http://www.metmuseum.org/toah/ho/02/nc/hod_1982.5.htm (October 2006)

[9] 拜会注2，F. T. Hiebert书，162页，插图9.26.6.;注6，以及J. P. Mallory, “BMAC”,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72-74.

[10] J. P. Mallory, “Karasuk Culture”,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325-326.

[11] 同注5，35页，图版49。

[12] M. Edards, “Master of Gold”, National Geographic, Vol.2003, No.6, pp.112-129.;Аржан Источник в Долине царе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в Туве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Tuva Artifacts from the Arzhan Barrow),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4.

[13] 同注5，36-38页，图版52-61。

[14] Guitty Azarpa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 Artibus Asiae, Vol.XXII/4, 1959, pp.313-339; Anne Roes, “Achaemenid Influence upon Egyptian and Nomad Art”, Artibus Asiae, Vol.XV, 1952, pp.17-30.

[15] 鹿形格里芬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怪异动物纹样或鹰首鹿，此类题材在战国晚期传入鄂尔多斯地区。
拜会乌恩：《略论怪异动物纹样及其干系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3期， 27-30页;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19-121页;。

[16] Z. S. Samashev, G. A. Bazarbaeva, G. S. Zhumabekova and H. P. Francfort, “Le kourgane de Berel’ dans l’Altaï kazakhstanais”, Arts Asiatiques, 55, 2000, pp. 5-20.

[17] 阿基舍夫著、吴妍春译、陈万仪校：《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克艺术》，《新疆文物》1995年2期，90-115页。

[18] 干系研究可拜会：A.I. Martynov: “The Golden Reindeer Flying to the Sun” The ancient art of Northern Asia,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pp.52-73.; Burchard Brentjes, “‘Animal Style’ and Shamanism: Problems of Pictoral Tradition in Northern in Central Asia”,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 Oxford: The Basingstoke Press, 2000, pp.259-268.

[19]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7, p108.

[20] H. Martin Wobst, “Stylistic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Cleland, Charles E., ed. For the Director: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B. Griffin. Ann Arbor,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thropological Papers. 1977, pp.330-335.

[21] Emma C. Bunker, “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 Artibus Asiae, Vol.LIII/1-2, 1993, pp.27-50.;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中原考古》1999年4期，68-85页;《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天下》1998年2期，65-71，86页。
黄盛璋：《论中国早期(铜铁以外)的金属工艺》，《考古学报》1996年2期，143-145页。

　　[22]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2期，135-156页;《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4期，437-470页;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第14期，2003年;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色及交互浸染》，《考古学报》2005年3期。

　　[23] 上揭文，乌恩，1985年，149页;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陲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1-12页。

　　[24] 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3期，37-38页，图二，13。

　　[2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科学出版社，页273-277。
图版三三，4，左1。

　　[26]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5年10期，886页，图八，14。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页60，图四，2。

　　[28]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61年发掘演习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139页。

　　[29] 安志敏：《唐山石椁墓及其干系的遗物》，考古学报1954年，第七册，81页，图版三，1。

　　[30] 同注22，李水城文。

　　[31] 同注22，李水城文，241-242页，图二，11;图三，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页60，图四，1。

　　[32] 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中原考古》1999年4期，69-71页。

　　[33]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创造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期，3，6页，图一八。

　　[34] 同注23，林沄文，8页，图逐一。

　　[35] 此类耳环创造于四坝文化、刘家河商墓、辽宁喀左和尚沟墓。
拜会注23，林沄文;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3期，37-38页，图2，19;同注28，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创造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期，3，6页，图一三、一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喀左和尚沟墓》，《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110页，图版贰，5;河北卢龙阎各庄见《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事情》，《文物考古事情三十年》38页，文物出版社。

　　[36] 山西保德林遮峪、山西石楼桃花庄等墓葬报告称，金丝、弓形饰一样平常放置在墓主人的头、胸部位，上面还有穿空，据此推测可能是缝在衣、帽上的饰物。

　　[37]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创造铜器》，《文物》1960年7期，52页，图4，5。

　　[38] 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创造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4、5期合刊，33-34页，图2，10。

　　[39] 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创造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50，53页，图九，一七，二六。

　　[40] 石楼县文化馆：《山西永和创造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5期，356页，图五。

　　[41] 吴振录：《保德县新创造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64页，图九、一六。

　　[42] 朱华：《山西洪洞县创造商代遗物》，《文物》1989年12期，90-91页，图七。

　　[43] 姚平生易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图三，8。

　　[44]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291页，图64，4。

　　[45] 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期间墓葬》，《考古》1997年4期，59-60页，图四，2，六。

　　[46]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4期，321-323页，图九、十二、十三、十四。

　　[47]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事情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5期，308页。

　　[48]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事情站等：《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36页，图版伍，4、5。

　　[49] 同注21，艾玛·邦克文。

　　[5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三门峡上村落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中原考古》1992年3期，112页，图四，2。

　　[51]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天马——曲村落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14页，图二○，《天马——曲村落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7期，11页。

　　[52] 《陕西韩城梁带村落遗址两周考古取得重大收成》，《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8日1版。

　　[5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浚县辛村落》，科学出版社，1964年，61-62页，图版贰伍，3、4;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文物》1995年6期，4-11页;拜会注21，齐东方文。

　　[54] 马健：《公元前8～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期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互换》，《欧亚学刊》第8辑，待刊。

　　[5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奇迹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不雅观》，新疆美术拍照出版社，1999年，364页。

　　[56] 穆舜英、王明哲：《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1-22页，图版160，161。

　　[57] 李晓青、南宝生：《甘肃清水县刘坪近年创造的北方系青铜器及金饰片》，《文物》2003年7期，4-17页，图一五，二五，1。

　　[58] 宝鸡市考古事情队：《宝鸡市益门村落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10期，2-6页。
赵化成、陈平两位学者不谋而合，都推测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戎贵族。
拜会：陈平：《试论宝鸡益门二号墓短剑及有关问题》，《考古》1995年4期，361-375页;赵化成：《宝鸡市益门村落二号春秋墓族属拙见》，《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31-34页。

　　[59]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1-29页。

　　[60] 同注54。

　　[61]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18-22页。

　　[62] 伊克昭盟事情站等：《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1-10页，图三、四;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2期，23-30页。

　　[63]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创造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4期，333-338页。

　　[64] 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三题)》，《古笔墨研究》第十二辑，340-348页。

　　[65] 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2期，23-30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9期，4-14页。

　　[6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期间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2-8页。

　　[6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684-731页。

　　[68] 同注64，348-351页。

　　[69] 同注21。

　　编者按：本文原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50-64，137页。
引用请据原文。

转载请注明：片头模版 » 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的黄金制品